骆承烈：《先贤仲子》序

沂东野老

红旗出版社近日出版，30万字。仲跻清、仲跻敏编著

 

《先贤仲子》序

 

骆 承烈

 

中华文明光辉灿烂，齐鲁大地贤哲辈出。文化巨人孔子名闻遐迩，其思想与学说延续数千年，仍经久不衰，日日常新。其实孔子学说的流传并非一人之功，孔子与其弟子们切磋、交流，密不可分。在孔门诸弟子中，与其关系最密切，感情最深厚，对其学说宣传、推广作用最大的当数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在孔门“四科”中，以政事闻名于世。他自与孔子相识，心悦诚服地拜孔子为师，到忠于然诺卫国殉难的四十五年中，大量时间对孔子保卫，助护，与孔子形影相随。他们师徒之间心息相通，情神相依。甚至孔子说自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时，也只有仲子跟从。一部《论语》中，孔子与仲子答问的记载最多，难怪后世祀孔子时，四配之后，第一个便是仲子之后。

 

仲子，这位“圣门之哲”，业绩昭昭，德行煌煌，其后世子孙以身居仲门为荣。跻清、跻敏二位，缅怀着对先祖的崇敬之情，积数年之功，编 著成《先贤仲子》一书，愚得以先睹为快。有感于仲公威德及二位之礼遇，书此感想于后。
孔门弟子三千，有名姓者古称七、八十人，愚经多年考证，已知名姓者一百零二人。仲子此人却与众不同，有其突出的特点。今日看来其特点更有其特殊的社会价值。主要有：

 

一、文武双全—全面发展
孔子、仲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是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由于铁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当年农奴社会的公田制逐渐被破坏，私田产生，使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年奴隶主的总代表，周王债台高筑，当年一些大奴隶主日薄西山，许多新兴势力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到处网罗人才。他们需要文士，给他们出谋划策，安邦治国；需要武士，帮他们执干戈卫社稷，发展势力，扩张领土。孔子办私学，正应时地培养出这么一班人。孔门弟子中以文士为主，他们讲道德，论修养，讲政事，论驭民，到处从政治国，成绩斐然。孔子本人文武兼备，在他的弟子中也有以武勇擅长者，如冉求、樊迟等曾帮助鲁国打过胜仗。但以文武兼备的尺度来衡量，最有资格的却应数仲子。他除具备各种道德外，又有力气，有能耐，有魄力，有胆量。不但仕鲁时曾帮助孔子“堕三都”，在周游列国匡、蒲被困时奋力解围，也表现主动、英勇、顽强。在这一点上，孔子不但认为仲由强于各个弟子，甚至还多次说仲由“好勇过我”，“勇贤于丘”。更难得的是仲子把勇和仁德结合起来。孔子说：“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只勇敢不学习，具备仁德，就容易捣乱闯祸。仲子初识孔子不久，聆听孔子一番教诲后，已是很好的开端。对此他深刻领会，身体力行，在仁德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勇敢，贯穿一生。仲子自认为“勇”是自己的优点，但在怎样看待勇的问题上，他曾主动向孔子请教“君子尚勇乎？”孔子明确告诉他，勇应该和义结合起来。义者谊也，即合谊、合适、正当，应该办的正当事叫做义。一个君子如果只有勇没有义，就要造成危害社会的乱事。如果勇没走上正路，好事就会变成坏事。至于“小人”，如果只有勇没有义，那就只能当土匪盗贼了。因此我们认为仲子之勇是仁德之勇，仁义之勇，而非匹夫之勇。无原则之勇。

 

人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一是经济高度发展，一是人的素质空前提高，再一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首先表现为德、智两方面，要求一个人有德也有才。智的方面又分为文、武两个方面。我们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不但要求有高尚的道德，也要求具备各种学识和掌握各种技能。能想、能说、能做，拿起笔来写文章，拿起枪来卫祖国。所谓“武”，不只限于身体健康，也包括尚武精神，以及孔子、儒家倡导和力行积极入世、努力治世的各种武艺、本领。在这方面做出榜样的正是仲子。

 

二、刚正爽直—正直信实
刚正爽直是仲子突出的特点，也是他难得的优点。一部《论语》中对此就有十几处记载。如“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表现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从政时努力做事，“先之，劳之”，“无倦。”他学习时，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的仪貌“行行如也。”令人一看就是很刚强的样子。在有名的“闻斯行诸”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中，更说出他“兼人” 的性格。什么叫“兼人”，就是一个人能顶几个人。仲子能量很大，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事。干的事情多，当然可能考虑不周，所以孔子叫他做事以前先和父兄商量一下。仲子有话就说，有问题就问，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提出不同意见时，从来不考虑对方满意不满意，从来不看眼色行事。如孔子欲应公山弗扰，佛肸之召时，只有他敢于出面阻止。“子见南子”时，他表现出“不悦”的神态。对“正名”问题，自己不懂，就说不懂。尤其周游列国陈蔡绝粮，师徒处于困境时，更直率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经孔子解释后，自己得到提高是一方面，但由此引发出孔子所说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及“名不正则言不顺”等，都是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充分地表现。当人们读到这些千古名句时，人们不能不佩服此乃仲子引发而来，至于孔子说他“片言折狱”，决不是说他办事草率，而是办事果断。因为仲子水平高，能力强，胸有成竹，问起案子来，能洞察分毫，干净利索的处理问题。“暴虎凭何”之说，并不是指仲子，而是孔子不同意那种准备不足却想干大事的人。

 

在当前，与国内经济高度发展不相称的人们的素质不高。四十年前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一度破坏了人们的是非观念，改革开放后，一些人不学习别人的好东西，却把西方的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以我为中心等坏思想、坏作风学到手。集中表现在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有的人只讲利，不讲义。只顾个人，不顾集体，不顾国家。其表现形式就是虚假不实，不诚不信。经济上坑诓拐骗，假冒伪劣，政治上夸大成绩，谎报成果，只知邀名树威，不惜坑民祸民，搞些形象工程树自己。人际间不说真话，学术上抄袭剽袭……。致使社会上缺少诚信，人际间缺乏信任。黑白颠倒，是非不清，大大妨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与当年仲子的作风背道而驰。有些人为什不能刚正直爽，就因为他考虑个人利益过多。正如当年孔子批评他另外一个弟子一样：“枨也欲，焉得刚。”申怅这个人，自己有欲望，所以刚强不起来。仲子为什么能刚直？正是他做直事来。少考虑或不考虑自己利益，而这正是当进人，也是现代人应该认真学习的。

 

三、具臣难得—实干精神
《论语·先进》记一个叫季子然的问孔子“冉求和仲由可以说是大臣吗？”孔子回答“所谓大臣，是用最合乎仁义的道的内容和方式来对待君主。如果行不通，宁肯辞职不干。如今你说的是冉求和仲由两个人，可以算个具臣。”人们大都把“具臣”解释成“一般的大臣”，其实解释为“做具体事（干实在事）的大臣。”这种人在大的原则上是非分明、能把住关，即上段中，孔子接着又说的“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如果叫他们做杀父亲、杀君主那种严重违反伦常、违反原则的事他们是不会干的。这种人和“四科”中的“德行”等科的不同处在那里呢？说穿了，就在一个“具”上。就是这种人能够实实在在地把具体事干好。仲子在鲁国为季孙氏家臣时，干的很好，到卫国当孔悝的家臣时，干的更好。有名的“治蒲三善”就是记载仲子到蒲地去治理时，实事求是地从一些民间的基础事做起。致使孔子入其境后，见到其“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入其邑后，见到“墙屋完固，树木甚茂。”至其庭后，见到“诸下用命”。孔子见到仲子在蒲地领导民众整治田地、锄草种粮、发展水利、盖屋种树，以致民众对他拥护、听命。这都是实事，也都是好事。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越来越复杂，各种诱惑越来越多。有的人贪图享受，不愿克服困难，有的人爱夸夸其谈，空雄心勃勃，却不愿干小事，不愿干实事，不愿做基础工作。这种“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正是缺乏“具臣”精神。“具臣”是具体干事的人，并不是那种“只知拉车，不知看路”，跟着别人干点小事的临时工，而是一种胸怀大目标，脚踏实地干，“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有务实精神的实干家。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做出成绩来，带头人固然重要，大量踏踏实实干事的人更是无名英雄。那种不甘心被别人领导，不安心做实事的人，肯定干不成大事业。因为自己眼高手低，嘴尖皮厚，到头来总是一事无成。越是经济发展，越要踏踏实实地学，老老实实地干，社会需要务实精神、历史呼唤“具臣”，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研究仲子，学习仲子，多么必要啊！

 

我五十多处研究孔子、孔门弟子的过程，也是向这些先圣先贤们学习的过程。有人羡慕我生活在孔子故里。吸着孔里的仁德之风，喝着孔里的智慧之水，向孔子及孔门弟子学习得天独厚。其实仲子后裔对我的教育，使我最早受益。1941年我在济宁白衣堂上小学时，汉奸把持在小学中整天讲“中日亲善”、“共存共荣”，还挂出孔子像来说孔子是中国和日本人共同的祖先。我的启蒙老师、仲子七十二代孙仲玉甫先生教育我：“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不能听他们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最早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这一尊重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思想，几十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思想和行动。几十年后，我当上大学教授后，每年都要看望我的仲老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继承与弘扬先圣先贤的优秀品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需，我这个自称仲门弟子的人写这篇序，正好借此表达对仲子衷心的崇敬之情。

 

骆承烈 丙戌春节
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孔子五十多年，出版著作百余本，发表论文四百篇，曾应邀到国内十六个省市（含台湾）及海外各国讲学。1958年山东省先进生产者，1994年被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授予“国际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