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仲子

仲大军——仲由(子路)与孔子关系新探
  • 1# 仲磊
  • 150722009-11-11 21:15

按:本文由仲大军先生授权发表于“华夏仲氏网”。

 

 

 

 

仲由(子路)与孔子关系新探

----仲由子路是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仲大军

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

     中文摘要:子路乃黄帝、古公亶父、周公旦之后,文章的重点在于挖掘儒家教育集团第二号人物仲由 (子路)的重要性,论述孔子与仲由(子路)的特殊关系和思想渊源。作者通过考察发现,仲由(子路)在儒家教育集团中的作用十分重大,是儒家教育集团的重要奠基人,其身份和地位必须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也并非孔子一人的思想,而是整个儒家教育集团集体的思想结晶。其中,子路在儒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文章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孔子与仲子的出身及思想渊源,找出了微子与孔子的血缘关系,找出了周文王、周公旦与仲由子路的血缘关系。 文章通过对西周初期政治大量的研究,给人们描绘了氏族政治的历史背景,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延续性和传承关系。此文将思想文化的研究深入到人类家族谱系的联系之中,因而使人更清晰地看清了历史人物的思想面貌和历史渊源。这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史学界以往的学术空白,对于 认识先秦历史和儒家人物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仲由、子路、周公旦、仲山甫、孔子、奠基人、二号掌门人、破落贵族、家世影响、氏族政治、皇权政治、儒家教育集团、儒学、阳刚文化传统。

英文简介:

New Discovery of Relationship of Zhongyou(Zilu) and Confucius

----Zhongyou(Zilu) is the founder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By Zhong dajun

(Dajun Center For Economic Watch & Studies, Beijing, 100031)

    Keywords:Zhongyou, Zilu, Father Zhou, Zhong shanfu, Confucius, founder, Second governor,buckeen, influence of ancestor, Clan politics, Emperor politics, Confucian education group, Confucian doctrine, heroism cultural tradition.

    Abstract: The article’s stress is digging up the importance of a people, whose name is Zhongyou, another name is Zilu, from the Chinese history. He is a student of Confucius and also become a teacher and a copartner of Confucius later in the Confucian school. He is also a founder, a manager of Confucian school. In fact, he is second governor in Confucian school. Why Zhongyou become a faithful cooperator with Confucius? The study find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family culture descendiblity. Their ancestors trace to the founder of Zhou Dynasty. This study described a whole family stemmata, and first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th and thought.

    仲子,名仲由,字季路,由于是孔门学堂的老师,故被尊称为子路。子路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是儒家教育集团的第二号掌门人,是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和实践者。当今我国社会中许多优秀思想品格都可以在仲子身上找到。仲子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中一个重要渊源,是儒学思想中的重要成分。

    但是,仲子思想品格的源流来自何处?仲子身份是老师还是一个普通弟子?仲子出身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些问题一直无人研究。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独尊儒术,尊崇孔子,但对当年儒家教育集团的重要创始人----仲子,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重视。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历史,认真探索仲由当年在儒家教育集团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历史的一个真相。特别是要探讨孔子和仲子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思想品格的源流,梳理清楚我国思想源流的脉搏。

    在过去的认识中,总以为儒家思想是孔子一人所为,很多人把仲由子路看成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卤莽门徒。通过我这些年新的研究,我认为孔子的思想很多是在和同事和伙伴切磋讨论之后形成的,在这一切磋过程中,儒家教育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仲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子路是孔子教育集团中重要的人物,他的身份地位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子,而是孔氏教育集团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他在儒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亚于孔子。

    一、孔子与子路主要是伙伴与同事关系

    在孔氏教育集团中,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最为特殊。首先看辈分,孔子大子路9岁,子路19岁那年认识的孔子,当时孔子28岁,还没开始办学。按任继愈先生的考证,孔子办学是从30岁开始的。这说明,在正式办学前,子路就是孔子的朋友或小兄弟。孔子在这帮兄弟中又是大哥,又是老师。子路是孔子最早时的第一批学生,如果说在孔子办学的头几年子路与孔子还是师生关系,那么到了后来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他们俩已变成同事和伙伴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对合伙人。他俩是儒家事业的共同奠基者。

    孔子说过:“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1]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这句话说明,从子路跟从孔子的那一天起,他们俩的伙伴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子路初入孔子门下并不仅仅是个学生,而是保护孔子和学校的安全。子路的到来,使孔子的学校得以顺利发展下去。子路对儒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在以后的近50年时间里,他们俩的关系更是同事和伙伴关系。子路是保证孔子事业安全发展的坚强屏障,他们俩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整个儒家教育集团主要是在他们俩一文一武的操办下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表现他们的谈话中。如: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论语卷七 子路第十三》)

    孔子到卫国去后,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国君起用你来治理国家,你将先干什么?孔子说要先正名。子路听了嘲笑地说,是吗?夫子你也太愚了吧,怎么正?孔子也火了,开口骂道:仲由,你这个野蛮的家伙!

    这一段对话发生于他们俩个共事20多年后周游列国期间,可以清楚地反映两人之间的关系。子路与孔子在一起二十多年了,甚至一直到老,两人之间的对话还是这样随便。这说明了两人关系的非同一般。这不是个说话坦率地问题,也说明了他两人身分。

 

二、子路是唯一能管住孔子的人

    在实际生活中,子路是孔门的主要当家人,更多的时候孔子是听子路指挥的。看来孔子是子路的老师,但在实际生活中,子路实际上严格地管束着孔子。所以,在子路与孔子之间,谁是真正的老师还很难说。有几件事情可以反映子路与孔子的特殊关系和伙伴关系。

    第一件是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niu)在费邑搞独立王国,派人来请孔子前去共同治理。孔子当时正处在人生不得志的时期,有人邀请,能施展一下才能,正合心意,但子路不让去。在子路眼里,费邑那是乱臣贼子的地方,我们怎能到那里去。于是孔子只好作罢,并且对子路辩白说,我到了那里也是为那里作好事。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论语卷九 阳货第十七》)

    第二件事是晋国贵族赵简子的家臣佛肸(xi)占据中牟,独立为王,也派人来请孔子去治理政务。孔子又想去,但又被子路拦下。孔子无可奈何地说出“坚硬者磨而不薄,洁白者染而不黑,丘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的哀叹。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4](《论语·阳货第十七》)

    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子路是孔子教育集团中唯一能管住孔子的人,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的主要管理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并且子路为人是有主张的,乱臣贼子或者是不正派的地方权贵,我们是不能到那里去升官发财的,即使是身处困境,也要耐得住寂寞,不务虚名。从这两件事中既可以看出子路在孔氏教育集团中的地位,又可以看出他堂堂正正的人品性格。

    还有一件事,虽然子路没能阻止孔子见南子,但子路的不高兴态度,使孔子很难堪。“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论语卷三 雍也第六》)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孔子被子路管着的关系。

    谈到地位,在后人的理解中,在孔子教育集团中,除了孔子,其他人都是学生,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孔子建立一个学校,必须有老师,有管理者和经营者,孔子不能身兼几任,很多学校的事务都需要专人去办理,孔子需要合作者和管理者,子路其实就是这样的人物,子路的角色就象今天学校里的教务长一样,握有经营权。所以,子路能管得住孔子。

    从子路的名称上看,他可能也是一位先生和老师。孔氏教育集团中被称为“子”的有不少人,子路,子骞,子贡,子夏,子游,子张,子华,子思,子羽,子开,子长等。这些人都可能是孔子在世和去世后的儒门教师。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弟子们各自为政,分散到各国设坛讲学。以子夏为例,“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由于《论语》是孔子死后学生们编纂而成的,那些儒家后辈一般把老师尊称为“子”,故有子路、子骞、子贡、子夏之名。

    第三件事也可以反映出子路与孔子不寻常的关系。孔子于54岁那年由于仕途不顺,政敌威胁,被迫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这时,老弟子中陪伴孔子在外颠沛流离了14年的可能只有子路。子路与孔子如此长时间地在一起,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师徒关系吗?早已变成同事和伙伴关系了。

    第四件事可以看出子路与孔子的不一般关系。孔子68岁回国之后,有一年病得很重,子路看老师恐怕是不行了,便准备对后事进行料理,任命了一个学生充当孔子的家宰。“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7] (《论语卷四 述而第七》)

    在当时,只有贵族和大夫家里才能有家宰的。后来,孔子病好了,反而责备子路搞虚荣,但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孔子家的事都要通过子路来指挥的。这件事可以看出子路与孔子是什么样的特殊关系,连后事都要子路来张罗和操办。

三、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第二号掌门人

    子路曾是鲁国著名的将军,是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氏家族的重要家臣。在帮助恢复鲁君权力的过程中,他“勇坠三都”(拆掉三家贵族高大的城墙),威名赫赫。因此,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中被公认的从政资质最高的一个人,也是在政府中做官做到官位最高的一个人。孔子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一提起做官,首先要提到子路。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8](《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在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期间,子路辞官不做,回到孔子身边。在这一期间,子路无疑是孔氏教育集团的二号掌门人,是儒家教育集团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出国后,学校发展到较大规模,一出动往往是上百辆车子,学生人数几百人,子路是这个学校的主要管理者和教育者。他不仅是儒家教育集团的创始者、管理者,经营者,也是老师,教授。高柴(子羔)就是他最贴身的弟子。

    从公元前522年孔子办学那一天起,到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在外国的颠沛流浪回到鲁国,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子路与孔子是最密切的同事、伙伴、朋友、师徒和兄弟。子路应当说在这一期间是儒家教育集团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子路在儒家教育集团的安全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子路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刀剑超群,力大博虎,山东济宁地区至今存留子路“捋虎尾”的地方。孔子结交子路的目的就是安全。在那个时事险恶的时代,武力和力量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孔子必须在有一定武力为后盾的基础上才能从事教育事业。因此,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教育集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武装集团和武力集团。

    这一点在后来的周游列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孔子在围匡、囚蔡、困陈、险宋时,之所以没有被当地人消灭,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一伙武装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子路是为首的将领。他们靠自己的武装实力抵御了来自各国的敌对势力。遗憾的是,后代人逐渐把孔子教育集团中的武学教育内容淡化了。儒学的主要内容只剩下了四书五经。同时也把子路的作用忽视了。

    如果没有子路为孔子保驾护航,儒家学说是否能流传下来,儒家学派能否在社会上发生这么大的影响,都是个问题。后来墨子发扬光大了儒家的武学精神,使墨家弟子更象一支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军队。《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是整个孔子教育集团中最特殊的一对关系。也可以说,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是孔氏集团中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而这样一种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中是大有原因的。

四、子路为什么和孔子走到一起?

    孔子当初办学时,他的思想在当时并不受社会多么欢迎,很多人认为孔子迂腐可笑,孔子走到哪里,都有人骂到哪里。只是有了子路这个朋友之后,才没有人敢骂孔子了。

    “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 [9](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当时在社会上有多少反对者和烦感者。那么为什么子路却坚决地拥护他的主张,和他坚定地站到了一起,并且长久地坚持了一生?我认为是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一点是研究孔子与子路关系最需要弄清楚的。

    大家知道,子路并不是个毫无主张、人云亦云、轻易可被说服的人。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中最刚直不阿、最敢于抗争、最有独立见解和人格的人。他成为孔子积极的支持者,肯定有着和孔子一样的思想观点。尽管在具体事情上他与孔子经常有分歧,但在大的政治思想方面,譬如克己复礼,维护当时的封建秩序,子路与孔子是完全一致的。

    恢复周礼,恢复快要丧失了的周初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文化,是儒家最高的政治主张。只有拥护这一主张的人才能聚集到一起。而子路和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尽管当时天下有很多反对嘲笑他们的人,但孔子和子路坚持了下去。

   孔子和子路追求的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10](《论语卷十 尧曰第二十》),但这一主张在当时是遭到许多人嘲笑的。到了春秋末期,周朝的封建等级统治已经世风日下,无论是诸侯统治者还是下层人民都在不断颠覆周初的封建秩序,在这个时候只有孔子等少数人还在极力地维护西周制度,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不明智。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子路一伙夜宿石门,早晨起来看门人问,你们从哪来?子路说来自孔子。看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11](《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连一个看门人都知道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可见当时社会中有多少人认为恢复周礼是不可能的。

    子路问路时碰到长沮和桀溺在地里干活,他们对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意思是天下已经变成这样,谁能改变啊!并说,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不如跟着我们这样的“避世之士”。

    孔子听后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2](《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当时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很多正直的人看到世风败坏而隐居乡间。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13](《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孔子与子路依然故我,高举周政、周礼的大旗,是什么力量和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这是我们很值得探索的一个疑点。解开这个疑点也并不难,看看孔子与子路的身世,就会真相大白。孔子与子路原来都是商周帝王的直系后裔。他们都是商朝和周朝的破落贵族的后裔。身世和家世的影响,使他们走了一条共同的“克己复礼”的道路。

五、孔子乃微子之后

    上溯500多年,孔子的先祖是宋国国君,子路的先祖是鲁国国君。两人都有着贵族血统,只不过到了他们这一代家道已经衰落。但是,在一个“慎终追远”的封建时代,血统对人影响是极其重大的。

    我们先来看孔子是何许人也。《史记孔子世家》开头这样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继之又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 [14]

    孔子五代以上的先祖本来是可以继承宋国君位的人,只是因为权力斗争,被迫移居鲁国。即使是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也是鲁国有名的军官和地方长官。

    孔子的祖先不仅是宋国的国君,还可以上溯到商代的微子。微子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是家里的长子,只是因为母亲出身微贱而未能继承王位。《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15]

    商朝被周灭亡后,为了续殷祭祀,修行盘庚之政,周武王曾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保留殷人的香火,但武王死后,由于武庚参与了武王两个兄弟发动的叛乱,武庚被周公杀掉,周公又改封微子于宋国,继承殷文化。

    《史记 殷本纪》记载:“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16]

    当时成王年纪还小,军国大政都是有周公和召公安排的。因此,微子的后人肯定是很感激周公旦这一安排的。周公旦是有恩于孔子的先祖微子的。而周公旦恰恰就是子路的先人。

    我们再来看子路的出身。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17]

     在这一描述中,好象子路象一个乡间村野匹夫。的确,19岁的子路,正值年轻力壮,显示出一股雄纠纠的样子,但子路的出身和身世却不一般。子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子孙,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的后裔,是鲁国开国君主伯禽的子孙。

    子路是一个身世比孔子还要有来头的人。仲子的祖先可上溯到黄帝。《仲氏族谱》及清代微山县仲子庙《重修先贤仲子庙》碑刻中只记载了子路以上七世先人的名字:仲咨、仲奂、仲式、仲度、仲肇、仲拱北、仲凫。

    仲咨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卞邑大夫。仲咨以上是什么人,族谱里没有记载。那么仲姓人氏是什么人的后裔呢?历史上其他地方的一些记载给出了考证。在唐代礼部尚书权德舆为仲子陵撰写的墓志铭中有这样的内容:“君讳子陵,其先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后有季路、卫有叔圉(yu)用儒术行政事,代为家法。”[18](《仲子家世》,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7,)

    唐代人把仲氏先祖上溯到仲山甫,而《种氏族谱序》中也把仲姓的先祖追溯到仲山甫。种姓原来也姓仲,只是秦末为逃避焚书坑儒,“易仲为种”[19]。(见《种氏族谱序》)

    正是历史上有着这样一些记载,所以到了唐代,唐太宗在研究了很多族谱之后感叹地说:“朕观诸谱,仲氏最古,上至轩辕,下逮子路。于戏,代生贤圣,孰得而左。”[20](《仲子家世》,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7,) 唐太宗此句话中的“代生贤圣”,主要是指周文王、周公、仲山甫、仲由这样的人。

六、子路乃周公旦之后

     上溯到仲山甫,子路的文化属性便豁然洞开。子路的大约上十代祖先是仲山甫,按照“五世而斩”的规律,到子路这一代,他们已经沦落成家境贫困的庶人,但历史上任何禀赋都是有家传渊源的。子路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决不是凭空而来。

    先来看仲山甫是何许人。仲山甫乃鲁献公的次子,是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的第六代孙,而伯禽又是周朝开国元老周公旦的儿子,所以仲山甫是周公旦的第七代孙。到了子路这里,子路大约是周公旦的第17代孙。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里记载:“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垊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21]

    这里的真公就是仲山甫的哥哥,鲁献公之后的鲁真公。仲山甫后来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主要是周代建国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鲁国和燕国这两个公国的次子都要到周朝都城来辅政。为什么要这两个国家的人来天子身边来辅政呢?主要是周朝初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完全是靠周公和召公二人摄政,才稳固了周朝的政权。

    周公分封在鲁国,召公分封在燕国。这两个国家是当时所有诸侯国中地位最高的公国。周初分封时,称为公国的国家只有四五个,其他的都是侯国,所以叫诸侯。由于鲁、燕两国世代派次子到周都辅政,所以这两个国家在周朝开国初期200年的时间里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影响到仲山甫时达到了顶峰。翻开《诗经大雅 烝民》这一篇,可以看到对仲山甫这样的赞美: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22]

    中国古典著作中如此赞扬一位大臣,除了仲山甫再也找不出第二人。那么,是什么事情成就了仲山甫?请看诗中的一句话:“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原因就是在仲山甫辅政时,周朝都城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国人暴乱,赶走了周历王。周天子犯了错误,仲山甫出来纠正。这就是“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的意思。

     在国中无王的情况下,周朝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共和新政”,即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管理国家。《史记周本纪》中这样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復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23]

    不了解历史的人往往会产生疑惑,召公和周公已经死了200多年了,怎么周历王的时候又会冒出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这就是因为周朝建国之后始终实行了鲁燕两国次子来京都辅政的传统。周公和召公两大家族把持朝政历时近300年。

    唐人司马贞在注释《史记》时,道出了这个史实。在《史记三家注》中,司马贞这样写道:“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 [24](中国古籍全录《史记三家注》,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等注)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周历王被赶走之后,周朝的共和国政主要由周公的后人仲山甫和召公的后人召虎来管理。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但由周、召两家“次子”辅政这一做法,被后人多有误解,譬如唐代礼部尚书权德舆便把仲山甫当成了鲁献公的“仲子”,即第二个儿子。其实“次子”并不以意味着是第二个儿子,而应该理解为大儿子后面所有的儿子。

    譬如,仲山甫又被人称做樊穆仲,这里的樊是指他的封地为樊,穆是指他排行为穆,按理说被称为穆的人一般不是老二。鲁燕两国每代都会挑一个贤公子到周都去辅政。老大在家当国君,除了老大,其余的任何一个公子都可能被派到京城中去。

七、子路先祖与周朝的政治文化

    明白了这层关系,我们再来看先祖文化对他们的后人有何影响。在上面的《诗经 大雅》中有这样一句形容仲山甫的话,“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这句话反映了仲山甫是如何勤奋工作,昼夜辛劳。但仲山甫如此勤奋工作的精神是偶然的吗?不,我认为决不是偶然的。

    我国上古时代的政治文化遗传是相当严格的,如果没有周朝建国之初的政治文化,周朝决不会延续800年,成为我国历史最长的一个朝代。周公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政治家。周公政治对我国后代政治的影响源远流长。看看当年周公是怎样工作的,就知道其后人仲山甫为什么会这样了。

    《史记 鲁周公》记载:“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25]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周公是一个战功赫赫的人,但当周公的儿子伯禽要去封地鲁时,周公这样告诫他:“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26] (《史记 鲁周公》)

    这段话读起来真是感人,一个权位如此之高的人,居然待人如此谦虚谨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成语就是从周公而来的。周公的品质影响了中国世世代代的政治家。

    周公不仅严格管教自己的儿子,对所辅佐的少年成王,也时时加以劝导,为了防止成王淫佚,周公特意写了《多士》、《毋逸》等几篇文章让成王阅读。《毋逸》里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暗,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27](见《史记鲁周公》)

    《毋逸》应当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家训,后来的《朱子家训》、《曾子家训》都起源于《毋逸》。周公深刻总结了商朝亡国的教训,在《多士》篇里周王写道:“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 并且指出:“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 作此以诫成王。[28](见《史记鲁周公》)

    周朝开国政治家们严谨的治国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后人。周历王搞专制独裁,不让国人说话批评,召公的后人召虎便对他进行耐心的规劝。《史记 周本纪》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29]

    这一段话是中国历史的政治名言,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向后人昭示了氏族政治的内容和特点。著名的政治术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出自这段话。这段话使我们得知,周朝有着“百工谏、庶人传语”的民主风气,如果朝廷官员不称职,贪污腐败,便会立刻遭到民众口诛笔伐和群起而攻之。周历王想压制社会舆情,结果遭到国人放逐。由此看来,西周的氏族政治是相当民主和开明的。这和秦朝以后的封建帝王专制大不相同。

     周历王被赶走后,仲山甫和召虎共同执政14年,等历王的儿子静长大了以后将他扶上王位,这就是周宣王。但周宣王也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周公和召公时不时地经常告诫他。有一年,仲山甫的弟弟鲁武公(鲁真公去世后传位给弟弟)带着两个儿子来周都朝拜,周宣王看中少子戏,要立戏为太子。周之樊仲山父(即仲山甫)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自是后,诸侯多叛王命。[30](见《史记周本纪》)

    就是从这件事之后,周天子的威信逐渐降低,诸侯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周朝自宣王之后,特别是自平王东迁之后,天子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了。从种种事情上看,仲山甫等辛辛苦苦抚养长大扶上王位的周宣王不是个合格的帝王。周室的衰落就是从宣王之子周幽王开始的。

八、孔子和子路继承了先周文化的高山大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子路的先祖乃周人。500多年前,周人击败殷人时,周人是战胜者和征服者。他们驾着战车来到分封的土地,筑城为国,统治着当地的殷商居民。这些周人一般被称为国人,而城外的居民多半是殷朝的遗民,一般称为野人。作为统治者的周人与当地的殷人这种不同的身份关系,尽管经过时间的消磨逐渐淡化,但周族人的痕迹到子路这一代仍然十分清晰。子路和孔子都十分清楚自己的先祖和身份,因此,他们有着正名分、维护封建等级的正统愿望。这种愿望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仲二人为什么历尽千辛万苦也要恢复周礼?出身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化传承和积淀是第二个重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种是以周人为代表的氏族政治,一种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帝王皇权政治。氏族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国人干政,这是皇权政治所不具备的优点。国人就是族人,族人可以起来赶走不称职的君主。这就是早期的民主与共和。今天的中国,最应发扬和继承的是这种文化传统。

    由周文王和周公旦创造的西周政治文化曾达到一个辉煌的地步,这一时期诞生的文学作品《诗经》大量地记录了当时政治家的光辉形象。譬如大雅中这段描写仲山甫的诗歌:

    “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31](见《诗经大雅 烝民》)

    这样一些先人榜样,世代流传影响着仲氏后人。子路的血液里潜移默化地遗留着先祖的浩然正气,这些因素后来也渗透到了儒家思想里面。应当说西周的氏族政治文化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高峰!春秋战国之后,氏族政治逐渐由皇权政治所代替。秦汉以后,我国周朝的氏族政治文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尽管先周政治文化中道衰落,但仍在社会中流传。陈子禽曾经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来的?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32] (《史记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孔子的先祖微子也是有名的贤士。纣王无道,微子进言规劝,劝之不从,微子只有远远地离开了。为此孔子后来总结说,殷朝有三个仁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33](《论语微子第十八》) 这三个人在纣王暴政之下比干死得最惨,被挖心而死,箕子被投入大牢,九死一生,微子隐居山林,远离了灾难。

    应当说,儒家文化继承的是我国殷周政治文化的主干,根本性的内涵传承在儒家文化之中。但子路和孔子继承的殷周政治文化又有所不同,孔子身上多少带着他老祖宗微子的一些特性,即走为上的特点。谏而不听,就一走了之。但孔子汲取了周公旦很多谦虚谨慎的文化传统。 例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34](《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孔子的这种思想是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的典型翻版。而子路身上流传着周公旦的忠直和刚正,周人先祖的质朴,勇义。正是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特色,丰富了儒家思想。

九、子路也是一个大思想家

    子路是与孔子相处时间最长、说话交流最多的人。子路也是一个大思想家,并且,孔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子路影响的。孔子思想的形成与他周围最亲密的几个同事和朋友兄弟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集体的思想氛围,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没有社会一定群体的拥护和赞成,孔子是独木难以成林的,儒家学派也是难以形成的。因此,儒家学说与其是孔子一人的思想,不如说是儒家弟子群体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决不是孔子一个人想出来,而是与广大师生和同事一起切磋研究后形成的,儒学思想必须是一个社会集团思想氛围的产物,是社会中一群人的价值观念,儒学与当时的社会是鱼与水的关系,只有在鲁国这个社会和文化氛围里,只有在与仲由子路这么一帮朋友中,才能诞生孔子的思想体系。

    《孔子家语》一书中记录了孔子与仲由的大量对话。如:“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 [35](《孔子家语始诛第二》)从此段可看出子路经常以一些做人的原则规劝孔子,子路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和没有文化的人。

    下面一段话也可以看出子路在一些重大的道德判断上的思想性: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说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齐襄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齐人杀无知,鲁伐齐,纳子纠。小白自莒先入,是为桓公。公乃杀子纠,召忽死之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言无耻恶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36] (《孔子家语第二卷 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子路对管子的做法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而孔子却为管子辩护。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37] (《孔子家语第二卷 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论语》中也有一些显示子路思想水平的话。在周游列国的途中,有一天子路借宿一个隐者的家里。事后子路评价道:“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38](《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这段话把当时社会矛盾的状态完全分析出来。既要行君臣之道,又要不仕无义,在一个天下无道的社会里是多么难啊!

  子路影响孔子的语言随处可见。《孔子家语》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路见于孔子曰:“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若过隙。”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39](《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这完全是两个大思想家的对话!子路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教育家、思想家,甘为儒家教育事业献身,甘为辅佐孔子献身,可以说没有子路就没有孔子,子路的高尚品格,是特别令人敬佩的。

    其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是有子路等人参与讨论过的,然后形成了儒家思想。就象今天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决非都是毛泽东一人的思想。它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群体的共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决非孔子一人的思想,必然是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子路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是决不夸张的。

十、儒家文化中的两种传统,

孔子与子路的一些分歧

    子路与孔子应当说在大的政治思想方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为此两人也经常发生一些争执。这些分歧往往能显示出孔子和子路各自的特点,那就是文与武的不同和曲与直的不同。 这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两种传统:孔子风格与子路风格。

    《孔子家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在蒲地为宰,带领人民兴修水利,子路自己掏钱为民工买饭吃,买水喝。孔子听到了,认为子路这样做会有碍君德,特派子贡前去制止。子路生气地反驳说:

     “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

    孔子辩护说:“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40] (《孔子家语第二卷 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这件事可以看出孔子的世故,处处为君王着想,而子路一心只想着平民百姓。在这场分歧中,子路明确地告知孔子:我不能听你的。但在孔子心目中,君王名誉是至高无上的。孔子有句名言:“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41]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所以,孔子从来不说统治者的错误和短处。这一特点已成为儒家学派最致命的弱点。如果儒家学说更多地汲取了子路的风格,那么中国后代的文化会阳刚得多。

    子路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反对死读书,讨厌空谈,强调实践能力和在实践中学习,在这一点上他与孔子也曾发生过分歧。例如,子路在季氏家当总管时,任命学习还没毕业的学生子羔为费邑宰,孔子说那是害人子弟,子路反驳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42](《论语卷六 先进第十一》)

    子路认为子羔可以在实践中学习,不一定死读书。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即使子路与孔子交往这么多年,子路对孔子也不是言听计从,子路对知识的获得仍然有自己的看法。

    不光是子路经常与孔子发生分歧,其他一些学生也经常与老师展开辩论。譬如学生宰予明确反对孔子主张父母死后守孝三年的做法,并举出理由说君子为了守孝而三年不干活,不演习礼仪,不练习音乐,就必然误事。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一段原话是这样说的: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43](见《论语卷九 阳货第十七》)

    孔子与子路以及众多的弟子们决不仅仅是单向的学习关系,而是双向的学习关系。孔子一生曾教过3000多学生,其中可称为贤人的有72个。孔子接触到这些多的贤良的学生,怎么能不从中获得大量的反馈呢?譬如孔子总结的仁与孝、忠与义,就与子路有关。也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认同孔子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如澹台灭明、墨子等人,就是不赞成儒家学说而离家出走另起门户的著名学者。

    子路与宰予可能一样,也反感儒家的一些繁文缛节,因此不免时有所抵触。加上子路耿直的性格,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子(例如批评孔子在卫国见国君夫人南子),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代卫道士对他的评价。特别是宋明两代的卫道士又把孔子给绝对神圣化了,孔子教育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成了围绕着圣人转的“门徒”,象子路这样一位地位重要的人物竟然混同于颜回、子游、子张这一群小孩子的行列,这与当时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子路、颜路、曾点是和孔子一辈上的人,只比孔子小七八岁八九岁,是孔子当年聚徒办学时最早的一批学生和伙伴。而冉求、颜回、子贡、曾参等都是比子路小20多岁的晚辈。颜回是颜路的儿子,曾参是曾点的儿子,冉求是冉耕的侄子。至于说子张、子游等就更小了。子路在以后大半生的时间都是在帮着孔子办学,是儒家教育集团的掌门人之一。

    所以,今天的中国,应当更多地发扬子路的文化传统。扬弃儒学中世故、为尊者和为亲者隐等封建成分。剔除糟粕,引进更符合当代社会的子路传统。

十一、仲由是儒家思想伦理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从仁、义、礼、智、信、忠、勇、孝、廉、耻、简、约等各方面看,仲由子路都是这一思想伦理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子路不仅是思想和伦理的贡献者,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

    子路年轻时的忠孝仁义、扶微济困也是他最突出的特点。山东西部地区至今流传着子路“百里负米”的故事。反映了子路对父母的热爱和孝顺。

    《论语》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44]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子路是一个多么重视实践的人。我国古代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词语,子路就是当时鲁国有名的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式、说到做到的人。

    “子路无宿诺。”[45](《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守信用是子路的最大特点。正是由于武士有着格外崇高的义气与品格,所以子路当时在鲁国有着极高的威望。举一个事实就可以知道。当时鲁国与南部相邻的一个小国邾国交涉事务,为了确保安全,邾国要子路出来做保证,可见子路当时在鲁国以及周边国家的信誉和威望。

    “由也果”。[46](《论语卷三 雍也第六》)孔子说子路办事果断勇敢。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孔子说,子路几句话就可以把一个复杂的案子判断清楚。通过这两条,可以看出子路办事具有高效率。孔子对子路这一特点了解得非常清楚:“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47](《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子路曾经在卫国蒲地为官,孔子去参观后,连连称赞,后被誉为“三善治蒲”。这些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孔子的智慧与子路的实践相结合,使子路成为一个勤恳勤恳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48](《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子路曾经与孔子深入探讨过如何做官,孔子说,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不知疲倦。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49](《论语卷七 子路第十三》)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儒家政治学。这肯定也是子路的理念,只不过是通过孔子的嘴给说了出来。这种思想是与子路的先祖周公旦是一脉相承的。子路肯定会按着老祖宗的榜样去做,无论是在鲁国和在卫国,子路都是辛苦为民的好干部。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子路的确是当时的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和政治家。特别是,子路还是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50](《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这句话可以看出子路的豪爽大方和热道心肠。

    而在忠诚、守责方面,子路又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儒家的道德价值。子路为了阻止奸臣贼子篡权乱国、为了平息卫国的政变而死,反映了仲由忠实于国家和社会,为职责而死,至死履行了他的责任。

    子路反对孔子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是孔氏教育集团中最忠勇正义、刚直不阿的人。孔子对子路会冒死赴义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说过仲由“不得其死然”的话,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孔子所预测。

    子路在卫国为平叛结缨正冠而死,反映了他堂堂正正的人格威严,死也要死的庄重体面。子路的死,终于为儒家补上了在孔子方面所缺少的血性精神,弥补了孔子韬晦有余、刚强不足的缺点。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51](《论语卷五 子罕第九》) 我们在子路的身上发现了超越物质的人格尊严。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52](《论语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子路身上“君子固穷”的这一特点也很重要。当今中国社会很多人做不到坚守穷困,走上坑蒙拐骗的道路。今天的社会特别要学习子路这种精神。

    公元前497年,当孔子仕途坎坷,在鲁国待不下去的时候,子路放弃季氏家宰优厚的待遇,毅然与孔子一起踏上逃难的路。孔子感叹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53](《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这一件事反映了子路与孔子患难与共的道义精神。

    他们两个是真正有志向、有追求的人,他们俩是儒家教育集团的核心,儒家学派主要靠着这一文一武两个人在社会中打开了局面。子路对儒家学派的发展所做的贡献,除了孔子,无人可比。因此,仲由子路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的奠基人。

 

十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子路精神,恢复中华民族的阳刚文化传统

    今天我们纪念和追忆先人仲由子路,主要是要发扬光大他勇武、刚直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传统,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阳刚之气,敢于与腐败和邪恶做斗争,敢于推进社会各方面的改革。

    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中有两种精神传统,一种是孔子的智慧、理智与避险精神,一种是子路刚毅、勇敢和豪放精神。如果说孔子代表了儒家文化柔的一面,那么子路便是儒家文化中刚的一面。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大多数继承学习的是孔子柔的精神传统,惟独对刚和正直的精神传统有所丧失。孔子有点象他的先祖微子,打不过就跑,一走了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54](《论语卷四 泰伯第八》)孔子思想中有很多保命哲学和机会主义,灵活有余,勇敢不足。而子路的见义勇为精神恰恰可以弥补儒家文化的这种遗憾。

    子路身上充满了堂堂正气,即后来孟子总结的大丈夫之气。今天我们研究子路,就是为了恢复我国已经丧失了的才传统的阳刚文化,从子路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仲子是儒家教育集团故事最丰富、性格最生动的一个人物,我们一定要将他被扭曲的形象更正过来。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2] ,《论语卷七 子路第十三》。

[3] ,《论语卷九 阳货第十七》。

[4] ,《论语·阳货第十七》。

[5] ,《论语卷三 雍也第六》。

[6]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7] ,《论语卷四 述而第七》。

[8]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9]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10] ,《论语卷十 尧曰第二十》。

[11] ,《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

[12] ,《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13] ,《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14] ,《史记孔子世家》。

[15] ,《史记殷本纪》。

[16] ,《史记殷本纪》。

[17]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18] ,《仲子家世》,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7,

[19] ,《种氏族谱序》。

[20] ,《仲子家世》,中国文化出版社,2005,7,

[21]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

[22] ,《诗经大雅 烝民》。

[23] ,《史记周本纪》。

[24] ,中国古籍全录《史记三家注》,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等注。

[25] ,《史记鲁周公》。

[26] ,《史记鲁周公》。

[27] ,《史记鲁周公》。

[28] ,《史记鲁周公》。

[29] ,《史记周本纪》。

[30] ,《史记周本纪》。

[31] ,《诗经大雅 烝民》。

[32]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33] ,《论语微子第十八》。

[34] ,《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

[35]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

[36] ,《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37] ,同上。

[38] ,《论语卷九 微子第十八》。

[39] ,《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40] ,《孔子家语第二卷春秋·孔子门人 致思第八》。

[41]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42] ,《论语卷六 先进第十一》。

[43] ,《论语卷九 阳货第十七》。

[44]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45] ,《论语卷六 颜渊第十二》。

[46] ,《论语卷三 雍也第六》。

[47]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48]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49] ,《论语卷七 子路第十三》。

[50]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51] ,《论语卷五 子罕第九》。

[52] ,《论语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

[53] ,《论语卷三 公冶长第五》。

[54] ,《论语卷四 泰伯第八》。

 

参考文献:

1,《论语》。

2,《孔子家语》。

3,《史记》。

4,《仲里志》。

5,《礼记》。

6,《左传》。

7,《史记三家注》,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等注。

8,《仲子家世》,仲伟帅著,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仲大军,1952年6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维字辈,是仲由的第75代孙,1968年毕业于济南山师附中,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邮电局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至北京新华通讯社,1995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成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为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2009年更名为联系方法: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电话:010-63071372,电子邮箱:zdjun@263.net,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网站:www.dajunz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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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建国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鲁国和燕国这两个公国的次子都要到周朝都城来辅政。

       今天重读大军兄这句话,发现问题。事实上,周公姬旦(谥号“文”,是为周文公,据说生有八子)的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是为鲁公;次子伯羽(或名君陈)留相王室,代为周公(谥号“平”,是为周平公)。
      姬旦被封在周太王的故都,成为周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的开国之君,位列公爵。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应该是父死子替,或者兄终弟及。
      因为关于历代“周公”的记载微乎其微,我推测:姬旦的次子伯羽的后人,世袭周公。而不是如大军兄说的伯禽的后人鲁国国君的公子。因此,“共和”时期的“周公”(周定公)与仲山甫(疑为鲁献公仲子)或许不是同一人。
太长了,大军爷爷真牛,真是大长知识,高考都能多考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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