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孝明寻根 看全部

听我爷爷说我们也是从大柳行来的,我们在甘肃永靖县寨子村这个村现已搬迁至临夏州北塬寨子五队我爷爷是‘明’字辈往下是‘延’‘孝’‘发’有知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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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仲孝明(甘肃)在2011-7-29 20:53:27的发言:
听我爷爷说我们也是从大柳行来的,我们在甘肃永靖县寨子村这个村现已搬迁至临夏州北塬寨子五队我爷爷是‘明’字辈往下是‘延’‘孝’‘发’有知道的吗

是南京大柳树巷吧?

对,是南京柳树巷

我爷爷上辈是“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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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仲孝明(甘肃)在2011-7-29 20:53:27的发言:
听我爷爷说我们也是从大柳行来的,我们在甘肃永靖县寨子村这个村现已搬迁至临夏州北塬寨子五队我爷爷是‘明’字辈往下是‘延’‘孝’‘发’有知道的吗

你们洪武年间从南京大柳树巷移民甘肃,这应该是事实,明朝嘉靖年间你们就已经发展壮大,那时候,你们那里出过一位“省祭”官:仲永华

谢谢,我刚开始发表,那些都是听父亲们说的,

仲氏的历史名人(一)

仲 熊:(生卒年待考),传说中上古名列“八元”的贤者。

“八元”指当时位最有才德、最善于治事的人,即《左传》提及过的:伯奋、仲堪、伯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里、仲熊、忠肃共、懿、宣、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

仲堪、仲熊,是被舜帝举为“布王教于四方”的人,是仲氏始祖。。

  

仲 虺:(生卒年待考),曾作《仲虺之诰》,因而名垂青史。

仲虺是上古商汤之贤相,他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

史籍《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地(今山东滕县)。

史籍《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

典籍《墨子·非命上》仲记载:“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史籍《左传·襄公三十年》仲记载,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定主张。

  

仲 由:(生卒年待考),字子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

性情直爽勇敢,喜闻过,事亲孝,有政事才干。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为季孙氏的家臣,后做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据传,其母感雷精而生他。

仲由是孔老夫子得意的门生,以政事闻名。他从小生长在很贫穷的家庭里,所吃的都是一般的野菜,吃得很不好。仲由无力供养父母丰富的三餐,所以总是常常在想:我如何能为父母准备好一点的饭菜?

家里没有米,为了让父母吃到饭,他必须要走到很远很远的百里之外才能买到米,再背着米赶回家里,奉养双亲。百里之外是非常远的路程,然而仲由他却甘之如饴,愿意为了让父母能吃到米饭,跑到百里之外买米,再背回家,如此的艰辛,确实是极其不容易。因而,他的孝行垂范于后世,成为了千古美谈。孝子的心如此恳切,顺自己的父母,如此的用心,让父母得到这么好的供养。可以想象,当年,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仲由是何其快乐,把好的东西都让给父母。他敬爱父母之心,可以窥见一斑。

仲由在父母双双过世之后,就南下到了楚国。楚王聘他当官,给他很优厚的待遇,一出门就有百辆马车跟随,可见他的官位不小,每年给他的俸禄有万钟(万斛)之多。古人为官所得的俸禄,往往是以粟或粮来计算。仲由所得的待遇很高,家里有万斗的米粮。

古时候没有椅子,经常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需要有一块垫布,正如同现在的蒲团一样。在很贫穷的时候,仲由用的是非常单薄的坐垫。等到发达之后,他的垫布可以重重累积,坐起来特别的舒服,所吃的饭菜、菜肴也非常的丰盛,每天山珍海味不断,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

仲由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好而感到欢喜,反而非常的感叹。他是那么的希望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希望往日的情景能依稀留下来,可是父母已经不在了,即使他想再负米百里之外,都永远不可得。子路思亲孝亲之心、他对父母的思念,不会随着父母的过世和他自己今日的显达,而有丝毫的遗忘,对父母,他始终是念念不忘。所以孔子就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当老师孔夫子得知仲由如此思念父母,并一再为在父母生前没有办法尽心尽力奉养而自责的时候,孔子说道:“子路在父母生前已经尽心尽力了。父母过世的时候,虽然丧事无法用优厚的丧礼来办,可子路十分尽孝,已经尽了为人子应有的礼节。”孔子并不认为子路有失孝子的本分,他非常赞叹子路,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孝顺的人。

在孔门四科里,孔夫子最重视的就是“德行”,在孔子会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人。子路虽然是以政事闻名,但他更是一位孝子。

仲由不仅是一位孝子,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敬重老师的人。当他不幸死于卫国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孔子非常的痛心,他说道:“自从收子路为门生之后,子路就经常跟随在老师的身边,子路在的这段日子里,从来没有人敢对孔夫子恶言相向,也没有人敢侮辱孔夫子。”所以他很感慨、很痛心这样一位贤才就这么死于卫国。

子路的个性刚猛,是一位比较急躁的人,所以孔夫子对他有特别的教诲。有一次子路将要出仕他国,向孔夫子辞行,孔子就以五种警戒之事教导子路,希望他能好好的以这五条来戒惕自己。他告诉子路,为政之时应该要注意“不强不达、不忠无亲、不恭失礼、不信无复、不劳无功”。

首先,一位士君子,虽然有理想、有目标,可是如果你不能承担责任、不能坚强、不能发愤图强,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达成理想。所以一定要坚强,“不强不达”。

第二,“不劳无功”,做官之人首先要以身作则,要亲自力行,做很好的典范,才能把事情完成,否则底下的人不愿意向你学习,你又如何能施展你的抱负?

第三,“不信无复”,人一生最讲求的就是信用,如果一朝失信于人,往后要别人再相信你,就更加困难。

第四,“不忠无亲”,是说,任事一定要忠于你的职责。不能忠于你的职责,你就没有办法拉拢所有为你效劳的人。

第五,“不恭失礼”,做任何事情,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和真诚的处事态度,那是失礼的,就没有办法广结善缘,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要推动政事就很困难。孔夫子告诫子路的这五桩事,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来学习。

子路非常敬重他的老师,他临终的时候,帽子的带子断了,掉在地上,他还去把帽子扶起来,把衣服拉整齐,把帽子戴好,才过世。这种精神是孔老夫子当时教导他的,一位士君子从始至终都要恭敬有礼,子路在临终时还犹然记得老师的教诲。可见孝顺的人,他同样是尊师重道之人。

附_仲由:

仲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生于公元前542年,死于公元前480年。他是孔子的早期最著名的弟子,他一生追随孔子,保护孔子,积极捍卫或努力实践孔子的思想学说,对儒家的贡献、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为子至孝,善政为民,诚实守信,忠义仁勇,闻过则喜,闻善则行,见义必为,见危必拯。其德其行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光照人间润泽华夏,他位列十哲,世称先贤。被仲氏尊为始祖,仰为旗帜,感召后人修身治世、忠勇报国。

清光绪年间的(公元1904年)出版的《仲里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八年农历7月3日观看唐以前的姓源著作《万姓录》时曾说:“朕观诸谱,仲氏最古,上自轩辕,下逮子路”。

据传仲氏祖先本姓姬,是帝喾(号高辛氏)的后代。帝喾是轩辕黄帝的曾孙,皇帝为姬姓,所以仲氏可以溯源至轩辕黄帝。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排行老二)曰堪。子孙遂以仲为姓。《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辛是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叔豹、仲熊、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从前高辛氏有才能强的子孙八位……他们忠诚恭敬、勤謹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天下的百姓称之为八元)商有仲虺为汤王左相。至周时,有名相仲山甫,周宣王封他为樊侯。(今河南济源)“补袞西京,诗人美之”。《诗经·大雅·烝民》赞美他说:“保兹天下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袞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为保天子中兴生下仲山甫,辅佐君侧。山甫天生的品德和美善良有原则。周王破了袞龙袍,只有山甫能补好。)后故称补救规劝帝王的过失为“补袞”。山甫的后代有名咨的,并在鲁国为卞邑大夫,并以卞为家。咨生奂,奂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凫,凫生由。

可以看出,从仲堪到仲虺,再到仲山甫,仲咨,皆为仲姓,是非常清楚的,但其间的代系不得而知。从咨以后,一脉相承,非常清晰。另据有关史书记载:仲氏得姓,非此一处,仲堪之弟仲熊、鲁桓公次子庆父(字共仲)的子孙,以及宋庄公次子仲几(字子仲)也都是仲姓的来源之处。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先有姓,后有氏,后来又姓氏合一;汉人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又使姓氏复杂起来,所以一姓多源是很自然的现象。

从目前的史料看,仲咨为仲子的上八代祖。再往上就不得其详。仲咨为西周末,春秋初期人,其家世也不清,史书记载只因他做了卞邑大夫时,才“家于卞”,仲咨以后,奂、式、度、肇、拱北,只留其名,身世不详。仲凫的身世也只知“娶宋氏、生子由”。从咨到由,八代始终以卞为家。据考察仲子故里有两处:一处在现山东省平邑县仲村镇,尚存残断的“仲子故里”碑,据当地人介绍,此处曾建有仲子祠堂。其二,据《泗水县志》记载和今人回忆:明、清两朝都曾在古卞邑建有“仲子故里”坊,古城东十里处的仲氏墓地亦保存完好。仲子故里在古城外的东南角。城原有四座城门,为方便仲氏出入,后来又专门建造了一座东南门。卞邑遗址尚存,卞桥仍在。这两处均在古卞的范围之内,仲子故里在卞(今山东泗水)确定无疑。

仲子的上八代祖咨,为卞邑大夫,颇有身份。但到了他父亲仲凫这一代亦沦为平民。《史记》中称仲子为“卞之野人”。据《仲里志》记载:仲凫,年三十无子,求嗣于天,其妻遂有身孕,分娩之前,梦熊入怀,其情甚异,遂告其夫。仲凫听后非常惊喜地说:“熊亦贵兽,必生贵子”。仲子遂亦降生。时公元前542年农历九月初七日(已未),即为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取名仲由、字子路。“子路”者,古代为熊的别称。仲子的取名,寄托着父母的良好祝愿,希望其将来成为勇猛盖世的英雄。仲子年少,英姿勃发,九岁时“与乡儿戏,即英强异常,乡人奇之”。泗水一带至今仍流传仲子年少时行侠仗义的故事,如“搏虎”、“屠龙”之说。仲子年少时,天性好动,爱好习武,很有名声。

仲子十九岁拜师孔子,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当时的仲子天姿聪颖,力能兼人,乡人美之,自恃文武兼备,无人可比。《史记》上说“冠雄鸡,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即戴着插着公鸡毛的帽子,身佩着公猪皮制作剑鞘的长剑。对孔子不服气故而发生争执,仲子年轻气盛,很可能对孔子加以拳脚。这一事件使孔子发现了仲子,感觉此人非比一般,随即以礼相待,收服仲子。仲子深明大义,感激异常,通过门人,拜孔子为师。这一拜,孔子得一臂膀,仲子得一导师。如日月在天,相互辉映,光彩照人。

关于仲子拜师的故事,历代都有记载和传说。其中《孔子家语》中最为生动。仲子反问孔子:“学习诗和礼有什么好处呢”?孔子说:“做君主的如果没有谏诤之臣就会腐败,做为士(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朋友,就会听不到正确的意见,驾驭烈马不能放弃手中的鞭子,操持弓箭离不开矫正器,木工用上墨线才能把木料锯直,人接受谏言才能明察。接受教育,重视学习,懂得礼义,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毁坏仁义,任性所为,厌恶有知识的人,必然会走向犯罪的道路,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学习。”仲子引用《诗经》上的话与孔子争辨:“南山的竹子,不用加工自然就直,把它削尖,就可以穿透牛皮。如此说来,学习又有什么用处呢?”孔子说:“如果经过加工装上羽翎,再安上箭镞,并把它磨尖,它的穿透力不是更强吗?”仲子听后再三拜谢说:“敬请受教于您”。仲子拜师后,孔子根据仲子恃强好勇,性情刚烈的特点,经常教育仲子:做事为人不能恃勇好强,必须“以忠为质,以仁为卫”,勇不能离开仁、义、礼、智、信。还警告仲子,如果不认真改正,就会不得好死(“不得其死然”)。看来,孔子渊博的知识折服了仲子,伟大的人格感召了仲子。孔子的学生,大都是投奔于孔子,唯独仲子是孔子被凌暴后而收服的弟子。孔子慧眼识珠,仲子幸遇恩师。

仲子拜师之后,勤学多问,加上孔子因材施教,有问必答,有难必解,使之学识大有长进,文武兼备。在孔子早期的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孔子早期的弟子有颜回的父亲颜路,曾子的父亲曾晳等。由于孔子办学颇有盛名,也吸引了“国际”上的有志之士慕名而来。卫国的颜浊邹也来鲁求学。在与仲子同学的过程中结识了仲子,很敬佩仲子的人品和能力,于是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仲子为妻。仲子二十二岁完婚,娶颜氏。成家之后,仲子一方面勤奋学习,求教孔子;另一方面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养家糊口,敬养双亲。史书记载他虽贫,经常吃野菜度日,但为了敬养二老,也经常在学习空间,从百里之外,背米养亲。至今还有“负米息肩处”的遗迹。

青年时期的仲子已成为孔子的得意门徒和亲密的朋友。孔子为了使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更好地教育学生,加深对周礼的认识,三十四岁时决定访问周朝的都城,求教问礼于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孔子让仲子一同前往。时仲子年二十五岁。《太平御览》中是这样记载的: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一”(第一个是谁?)曰:“子路,勇而多力”(汉画像石中已有此图)。孔子在周都做了三件事:即问礼于老聃,讨教周礼;学乐于苌弘;参观周朝的都城。还专门观看了宗庙的庆典祭礼的活动。老子向孔子讲解周礼的同时,也指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不要过分执着追求。这次随孔子“出国”,使仲子在“礼”、“乐”等方面也大有长进。

鲁昭公二十五年,周敬王三年,鲁国内乱,昭公率众攻季氏,季氏三桓联合反攻,昭公失败,逃到齐国避难,随后孔子也去了齐国,仲子等学生跟随。仲子时年二十六岁。路过泰山脚下时,遇一妇人嚎哭,孔子令子路问明原因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惊世之语。在齐国,仲子还问到“管仲之为仁”?孔子根据管仲的功劳给予了高度评价,教育了仲子。儒家以人为本和德治仁政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仲子,为他今后“三善治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时的孔子已满腹经纶,“待价而贾”,季孙氏的家臣公山不狃久有叛意,想借孔子之名共谋大事。孔子因急于用世,恢复周礼,欲应之召,仲子积极地加以劝阻,使孔子放弃了这一想法。避免了一次重大失误。

三十一岁时,父亲病死。仲子“哀痛绝食不寝者数日,乡人哀之”。之后,迎母至鲁都奉养。三十三岁时母卒,仲子“哀毁几不起,颜色憔悴”。随后,将父母合葬于卞城东。孔子称赞他对父母“生时尽力,死时尽思”,仲子的孝行名满天下。父母去世后,仲子更加勤奋学习,才学大进。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周敬王十四年,三十七岁的仲子正处盛年,才华横溢,在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是最有名望的。孔子领弟子观桓公庙,见宥坐之欹器。孔子让仲子演示。“空则斜,中则直,满则覆”。当演示完后,仲子询问孔子“持满有道乎?”(有满了而不倾覆的道理吗?)紧接着孔子根据仲子恃强好勇的特点说:“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这就是谦虚再谦虚的道理)。

在孔子的教育下,仲子从政的才能和天赋更显得出类拔萃。当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司寇”、“大司寇”的同时,仲子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时在季世家干些小事,后来逐步得以信任,四十四岁时成了“季氏宰”,为季氏的总管。当孔子升任大司寇面有喜色时,仲子提出质问:“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仲子务真求实,主张边学习边实践,提倡在实践中学习。此时他推荐其同学子羔做费邑宰,遭到孔子的批评。他向孔子争辩道:“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在实践中难道不是学习吗?并不光读书才算学习。其后,子羔的出色表现证明当时的仲子是对的。此时的仲子,政治上已相当成熟,在“夹谷会盟”中,他协助孔子完成了使命。

鲁国的政局始终不稳。公室的权威日渐消弱。“三桓”手下的邑宰不听命令,拥兵自重,经常叛乱。为强公室抑私家,尊王攘夷,孔子在君主的支持下,发动了“堕三都”(即费邑、郈邑、成邑)的行动。仲子是前线指挥。在孔子周游列国前,仲子在政治舞台上已相当出色。

仲子是孔子政治主张的拥护者,政治活动的追随者。当孔子“堕三都”失败,遭到三桓的排挤,政治上失意时,仲子最理解孔子。“德治仁政”难以在鲁国实现,他劝告孔子离开鲁国,并跟随其后,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此时的仲子已四十六岁,孔子已五十五岁。

孔子首先选定了当时相对来讲政治上比较安定的卫国为第一目标,住在了仲子妻兄颜浊邹家里。是年冬,孔子离卫去陈,路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因孔子长相似阳虎(阳虎曾扰乱过此地),而被匡人围困,子路奋戟欲与之战,孔子配以弹琴弦歌。后匡人明白了真情,方才散去。在反回卫国的路上,又遭蒲人的围攻,子路、公良孺等拼死抵抗,并与之盟誓。在卫时孔子拜见南子,企图通过她得到卫灵公的信任。此事遭到子路的批评,认为像南子这样淫乱的女人不能与之接触。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佛肸占据中牟叛变,想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劝阻。孔子以匏瓜以自解。使孔子又一次避免了大的失误。卫灵公死,太子蒯聩出逃,其子立为国君,为卫出公。仲子问孔子,假如卫国用您的话,您打算先干什么呢,孔子说,需要先正名。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仲子给予了直接的批评,并说这种想法是“迂腐”之举。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元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六月,仲子随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途经曹国至宋,宋国司马桓魋欲加害孔子。孔子师徒只好西逃至郑国,后由郑国到达陈国。在陈国近乎四年。公元前489年,离陈去楚,在陈、蔡被乱军所围,绝粮七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孔子弦歌,仲子舞戚。摆脱围境后,跟随孔子南下负函(时为楚地)途中先后遇到隐士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仲子非常巧妙地回答了他们的责难,明确地提出“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的观点。明知道“德治仁政”的理想在现实行不通,但也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更不同流合污。

又经过四年的诸国奔波,理想仍难以实现,没有一个国家的君王真正愿意听从孔子的说教。孔子在无奈下,自负函又回到了卫国。在卫国,孔子的子弟有不少被卫国重用。其中最出色的就是仲子和子羔。仲子五十六岁被任命为蒲邑宰。仲子治蒲三年,认真实践孔子的教诲,实行德治仁政,兴修水利,执政为民,孔子视察后,三称其善。民感其德,仲子死后修其衣冠墓。

仲子五十九岁随孔子自卫返鲁,仍为季氏宰。孔子为鲁国国老,顾问政治。仲子因其德能,也赢得世人敬佩。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仲子六十二岁。小邾国的射将军想投奔鲁国说,只要和仲子口头约定,得到他的同意,就可以献纳句绎这塊地方来做为投靠鲁国的条件。仲子说:“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不能超越国家而树我个人”。拒绝射的请求。此时的仲子在世人眼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物了。他的诚信已名满天下。

鉴于仲子的卓越的才能和治蒲三善的政绩,仲子又被卫国的执政者孔悝聘为平阳邑宰。公元前480年,盘居在外的太子蒯聩(孔悝的舅父)和卫国内的孔悝的母亲孔姬勾结一起,胁迫孔悝,定立盟约,迎蒯聩即位,赶走卫出公辄。仲子得知消息,为救出孔悝,平息内乱,他不听子羔劝阻,言道:“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跃马入城,欲焚烧盟誓台,蒯聩恐惧,派手下大将石乞、狐黡与之交战。终因寡不敌众,且年过六旬,体力不支,被敌人击伤,帽缨击断,自知必死无疑,大呼“君子死而冠不免”。(君子死时也要带正帽子)。慷慨赴难,英勇就义,被敌人砍为肉泥。时年六十三岁。孔子听到后,悲痛欲绝,哀叹道:“天祝予!天祝予!(老天爷要断我!)”由于颜回和仲子在两年内接连死去,对孔子的打击太大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也逝世了。

仲子四十岁时生长子崔。五十一岁时生次子启。仲子死后有三墓。一处在今河南濮阳,为尸骨墓;一处在河南省长垣县,为衣冠墓;一处在河南清丰县,为招魂墓。至今仍存。

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总结了前人优秀的思想成果,建立了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把仁外化为礼,在仁与礼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系列道德准则,引导人们用这些道德去规范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达到社会内部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孔子伟大的人格和思想道德,吸引和影响着他的学生。在他的众多学生中仲子是他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仲子的美德是多方面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勇者,勇敢、勇猛也。其一,是讲的有力气,有胆量的人。《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勇士不忘丧其元。”说的是勇士重义轻生,常念战斗而死,丧其首而不顾。其二,是不怕危险和困难的精神及行为,是表达人的品质的道德规范。勇是孔子称道的六种德性(六言)之一。他说:“折而不挠,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倡导道德修养和实践的勇气。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仁者必有勇”,“战陈有队矣,而勇为本。”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勇不是一种孤立的品格和行为。勇必须中礼,否则谓之“逆”和“乱”。勇必须合义,否则为“盗”。它要求好勇者还必须具备谦虚好学、安贫守法的品德,反对不守礼义而好勇逞强的行为;主张“无勇而威,恭敬而不失於人。”勇,在古希腊雅典被列为“四主德”之一,作为城邦国保卫者的德性,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行为。

仲子勇敢的美德是在孔子的教诲下,勤学好问,加强修养的结果。仲子少年英强,有“兼人之质”(过人的力气)生性刚强,好勇尚武,神态“行行如也”,(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言“志”、谈“强”无不流露出刚强尚勇之气。为使仲子良好的天赋变为美德,孔子总是抓住时机,及时给以批评、教育,引导或鼓励。“箭原于竹而优于竹”的比喻,使仲子认识到,只有好学才能上进。“好勇而不义必然会乱和盗”的教导,使仲子的尚勇有了灵魂。“以忠为质、以仁为卫”,“勇力震世、守之以怯。”的忠告,使仲子变得谦虚谨慎。“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批语让仲子变得智勇双全。唯恐仲子把自己刚强尚勇,坦荡率直的个性发展到极端,会带来不良后果。孔子给予严厉警告,如若不注意就“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或不得寿终正寝)。孔子真诚的教诲,造就了一代贤哲,使仲子成为勇德的典范。

仲子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闻名。孔子多次赞扬他“勇贤於丘”,“好勇过我”,“勇士哉”,“勇且多力”,“尚刚好勇”。乾隆皇帝御制楹联中盛赞他“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意思是讲仲子具备智、仁、勇君子之达德,其中勇更为其长;所以做起事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对仲子的美德给予高度的概括。鲁人落水勇于拯溺,并拒收谢礼;有人受到诬陷,为之借钱赎命,伸张正义。仲子做到了“见义必为,见危必拯。”两军之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是勇士,称得上勇悍,勇猛,勇武。拜师孔子,委质圣门,四十年不变;面对困难,从不退缩,捍卫儒道,保护孔子,使之“恶言不闻于耳”,真是忠心耿耿,忠心不二。做为臣子,国家有难,主人有危,他大义凛然,重义轻生,慷慨赴难、视死如归。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领着人家的俸禄的人就不能逃避人家的灾难。君子即使死了也要戴好自已的帽子)。仲子真可谓忠勇、仁勇、义勇。正如明朝御史许守恩所赞:子路在圣门中以勇鸣。夫子路之勇,岂世之忿于格斗,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谓勇,血气之勇也,子路之勇乃义理之勇也。负米养亲是勇于事亲;结缨于卫是勇于事君;周旋夫子,虽患难而不忍离,是勇于从师;唯恐有闻,是勇于进道;使民有方是勇于治赋;车裘与共是勇于求仁;治蒲之善是勇于泽民。

天地间唯有勇字最为可贵。困难需要勇气才能克服,真理需要勇气才能探索,邪恶需要勇气才能惩治,正义需要勇气才能伸张,真、善、美需要勇气才得以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勇,岂有敢;没有大勇,岂能展现大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曲的小道上,勇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具有开辟新天地的实践勇气和开拓新境界的理论勇气才有新中国,才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一个人,一个困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只有具备昂扬向上的勇气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勇于进取,勇于改过,勇于献身,勇于……乃是优秀的气质、高尚的品格、浩然的正气、正义的行为、良好的美德。勇气是人生中不能没有的一种胆量。

“闻过则喜”是亚圣孟子对仲子的高度评价,也是仲子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孟子》一书中有三处谈到仲子。其一,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子的孙子曾西非常敬佩子路,说他的爷爷曾子非常敬畏子路,他又怎能和子路相比呢。其二,也是在这一章中,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说的是子路听到人告诉他的过错感到非常高兴。禹听到善言则拜。舜有更为高尚的地方,以天下之善为善。其三,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说的是曾子和子路很注意礼义品德的修养,严于律已,表里如一,对那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之徒非常鄙视。以上可以看出仲子在修身律己方面是多么的严格。

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讲:“养我浩然之气。”他们都是儒家修身达德的典范。仲子从一个出身寒微,勇武过人,率直尚强的少年逐步成为诚实信诺,为子至孝,善政为民,忠义仁勇的一代贤哲,其主要原因是他注意修身,勇于改过。一部《论语》中只有仲子敢于提出质疑,批评孔子;也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但二者的感情最深。正是孔子的批评,点拨了仲子,提高了仲子。“闻过则喜”,一个“喜”字活现了仲子乐于闻过、勇于改过的生动形象,升华了仲子高尚的思想境界,展示了仲子美好的道德风貌。所以,孟子把他和禹、舜相提并论。朱熹等人称仲子的“闻过则喜”是“勇于自修、令名无穷,可谓百世之师矣!”

“闻过则喜”,只有胸怀坦荡者才能做到。心胸狭窄,鸡肠鼠肚之人,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做不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是非分明的人才能做到。不知是非、不明大义,更不知其过,又怎能改过,是不能“闻过则喜”的。

“闻过则喜”,只有公而忘私的人才能做到。无欲(私心)则刚。胡锦涛同志说:“人民利益无小事。”只要对人民有利,任何缺点都可以改正。遇事先替自己谋划,私心杂念严重的人,怎么会“闻过则喜”呢?

“闻过则喜”,只有顾全大局者才能做到。极端个人主义,抱着小集团的利益不放,岂能做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才能做到。一个悲观厌世,抱残守缺的人是难以做到的。只有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真正改过的君子闻过才能见喜色。

“闻过则喜”,才能做到“闻善则行”。《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他诚实守信,乐于行善,有上山缚虎、下海屠龙的传说。有护孔周游,路遇危难,首当其冲的行为。有鲁人落水,勇于拯溺的壮举。有“三善治蒲”,德惠及民的仁政。只要是善事,他都勇往直前。后人赞扬他:“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

“闻过则喜”,是儒家修身养性的道德表现。人能闻过则喜,不断改进,才能进步,与时俱进,战胜自我。历代哲人、伟人都十分注意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地改造自己。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是历述了自已认识能力提高过程和不断自我改造过程。鲁迅先生坦荡地告诉人们,他不光时时解剖别人,也时时解剖自己。毛主席也经常告诫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周恩来讲:“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刘少奇还亲自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给我们树立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典范。

“闻过则喜”、勇于改过、修身自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人进步的动力。

在孔子的思想道德中,“信”(诚实守信)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孔子看来信实不欺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告诫学生,要行事通达,首先要做到“忠、信、笃、敬”,。当子张问他如何提高品德修养时,他说:“主、忠、信、敬、惠”五个方面作为实现“仁德”的基本条件。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是“文、行、忠、信”。他告诫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宗圣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信”在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基础地位。

诚实守信是一个人修身待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也是治国从政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从政者,要讲究诚实无欺。儒家一向把“修身”做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做到认真谨慎,信诚可靠,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忠诚,才可以谈到平天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官之道,治国安邦,必须取信于民。

在孔子的学生中,仲子诚实守信是非常出名的。《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说的是子路对别人所托之事还没有办完之时,唯恐再有所托,影响一个事情的完成。《论语》中还说:“子路无宿诺”。即是说:“仲子没有不兑现的诺言,一诺千金,从不自食其言”。可见他诚信人格的高尚。由于他的诚信,百姓们也诚实待他,给他讲实话,才能使他“明察以断”,做到“片言折狱”。当时仲子的诚信可以说誉满天下,颇有“国际”影响。小邾国的射将军以献纳句绎这个地方作为礼物来投奔鲁国。他特别清楚子路的影响力,更佩服他诚信的美德,说:“如派子路和我口头约定,就可以不用盟誓了。”(指的和鲁国当政者)。季康子委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又派冉求对子路说:“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即鲁国)人家对它的盟誓不相信,反而相信你的话,你怎么推辞呢!这难道有什么屈辱吗”?子路回答说:“如果鲁国和邾国发生战争,我不敢询问曲直而战死在城下,毫无遗憾。他(指射)不尽臣之道反而使他的话得以实现,这是把他的不尽臣道当成正义了,我不能这样办,”。可见,仲子不是毫无原则地遵守信用,不贪图虚名,是以“义”为前提的。正如孔子所提倡的,只有合乎道义的诺言才能遵守,才有价值。

仲子的诚信还表现在对孔子的尊敬和对儒学的笃信上。从十九岁委质圣门,直至“结缨遇难”,四十年如一日,跟随其师捍卫圣道,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不动摇,象孔子一样,“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毫不足取了。正是这种诚信的美德坚定的信念,才使仲子成为一代贤哲。他四科从政、治赋其才,善政为民。子贡称赞他说:“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子之行也。”意思是说仲子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言语反映了他率直的性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有军事天才。他在蒲邑(今河南长垣)担任邑宰,通过三年的努力,使一个混乱复杂的蒲地得以大治,受到了孔子“三称其善”的美誉。说他做到了“恭敬以信矣”,“忠信以宽矣”,“明察以断矣。”

仲子体现出来的“诚实守信”的儒家思想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美德。当前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新时期,我国已经把诚实守信做为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是社会关系的表征。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政府、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讲诚信。

每个人能来到世间都因父母所生养。父母是第一保护人和监护人,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孝”是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稳定。它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基本标准。“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社会的永久美德。

仲子孝行是闻名于世的。濮阳仲夫子祠里卫公坊上镌刻着对他的赞词:左边是“至孝”,右边为“善政。”后人称他为“碧血千秋泪、白华一代春。”(白华专指孝子的洁白)。
仲子的孝行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其一,他主张对待父母重在敬养。《仲里志》记载他有一句名言:“祭之丰不如养之薄。”意思是父母死后祭祀丰隆,还不如活着的时候给以应有的敬养。这里着重强调生前的敬养。对父母活养死葬,要重在活养。活着不能敬养,死后祭祀的丰隆又有何意义呢!是为父母呢?还是为自己呢?

其二,他主张要及时行孝。尽孝是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子路见孔子说:“背着重东西,又走远路,不可能找安逸的地方休息;家境贫寒,父母年迈,也不可能等拿到高俸禄才去做官。“二十四孝”记叙:从前,我侍奉双亲时,经常吃着野菜到百里之外为双亲背米。二老去世后,南游于楚国,跟随我的车子有上百辆,积存的谷物有上万担,铺着华丽的坐垫,摆着丰盛的宴席,再想吃着野菜为双亲百里负米已经不可能了。系在绳索上的干鱼,还能有多长时间不被蛀蚀呢?二老双亲的寿命真如白驹过隙。”孔子赞扬说:“仲由事亲可算得上生事尽力,死事尽思啊。”

其三,他主张丧事从简,量力而行,重在对父母恩德的思念。《礼记》中见有记述。子路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仪不过是一种形式,不要过分显示,能表达对父母的敬仰和悲哀之情就可以。至于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定。有的人对父母在世时既做不到身敬,也做不到色悦,更做不到辞顺。(身敬、色悦、辞顺是指对父母要在行动上尊敬,态度面色上要和悦,言辞说话要顺从)。父母死后却礼仪繁多、大操大办、祭礼丰隆。这难道是真的对父母寄托着尊敬和哀思吗?

仲子的孝行不同于《教经》中某些人的愚蠢行为,更不同于封建宗法制度下极端不合乎人情的做法,他的孝行合乎情理,发人深省。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应该把孝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对父母在经济上能供养,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在权益上给予尊重。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经历,有老有少才谓之家庭。孩子是希望,老人是归宿。不能只照顾孩子,冷落了老人;对病中的老人要给以陪护,更不能嫌脏,要尊重老年人再婚的自由和权益。老年是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段。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天地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愿尊老、敬老蔚然成风,社会更加祥和文明。

善政为民是仲子美德中突出的一点。仲子有从政的天赋和才能,人称“治赋其才”。《论语》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孔子从四个方面来评价较为突出的弟子。仲子位列十哲,四科从政,擅长政事。

仲子素有大志,志在报国,从政为民。《论语》中四子言志(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之时,仲子率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意思是说,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威胁,内有饥馑的灾难,如果让我来治理,最多三年,面貌大变,使人民鼓起勇气,增强信心,遵纪守法,生活富裕。


仲子勇敢的美德是在孔子的教诲下,勤学好问,加强修养的结果。仲子少年英强,有“兼人之质”(过人的力气)生性刚强,好勇尚武,神态“行行如也”,(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言“志”、谈“强”无不流露出刚强尚勇之气。为使仲子良好的天赋变为美德,孔子总是抓住时机,及时给以批评、教育,引导或鼓励。“箭原于竹而优于竹”的比喻,使仲子认识到,只有好学才能上进。“好勇而不义必然会乱和盗”的教导,使仲子的尚勇有了灵魂。“以忠为质、以仁为卫”,“勇力震世、守之以怯。”的忠告,使仲子变得谦虚谨慎。“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批语让仲子变得智勇双全。唯恐仲子把自己刚强尚勇,坦荡率直的个性发展到极端,会带来不良后果。孔子给予严厉警告,如若不注意就“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或不得寿终正寝)。孔子真诚的教诲,造就了一代贤哲,使仲子成为勇德的典范。

仲子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闻名。孔子多次赞扬他“勇贤於丘”,“好勇过我”,“勇士哉”,“勇且多力”,“尚刚好勇”。乾隆皇帝御制楹联中盛赞他“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意思是讲仲子具备智、仁、勇君子之达德,其中勇更为其长;所以做起事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对仲子的美德给予高度的概括。鲁人落水勇于拯溺,并拒收谢礼;有人受到诬陷,为之借钱赎命,伸张正义。仲子做到了“见义必为,见危必拯。”两军之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是勇士,称得上勇悍,勇猛,勇武。拜师孔子,委质圣门,四十年不变;面对困难,从不退缩,捍卫儒道,保护孔子,使之“恶言不闻于耳”,真是忠心耿耿,忠心不二。做为臣子,国家有难,主人有危,他大义凛然,重义轻生,慷慨赴难、视死如归。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领着人家的俸禄的人就不能逃避人家的灾难。君子即使死了也要戴好自已的帽子)。仲子真可谓忠勇、仁勇、义勇。正如明朝御史许守恩所赞:子路在圣门中以勇鸣。夫子路之勇,岂世之忿于格斗,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谓勇,血气之勇也,子路之勇乃义理之勇也。负米养亲是勇于事亲;结缨于卫是勇于事君;周旋夫子,虽患难而不忍离,是勇于从师;唯恐有闻,是勇于进道;使民有方是勇于治赋;车裘与共是勇于求仁;治蒲之善是勇于泽民。

天地间唯有勇字最为可贵。困难需要勇气才能克服,真理需要勇气才能探索,邪恶需要勇气才能惩治,正义需要勇气才能伸张,真、善、美需要勇气才得以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勇,岂有敢;没有大勇,岂能展现大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曲的小道上,勇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具有开辟新天地的实践勇气和开拓新境界的理论勇气才有新中国,才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一个人,一个困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只有具备昂扬向上的勇气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勇于进取,勇于改过,勇于献身,勇于……乃是优秀的气质、高尚的品格、浩然的正气、正义的行为、良好的美德。勇气是人生中不能没有的一种胆量。

“闻过则喜”是亚圣孟子对仲子的高度评价,也是仲子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孟子》一书中有三处谈到仲子。其一,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子的孙子曾西非常敬佩子路,说他的爷爷曾子非常敬畏子路,他又怎能和子路相比呢。其二,也是在这一章中,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说的是子路听到人告诉他的过错感到非常高兴。禹听到善言则拜。舜有更为高尚的地方,以天下之善为善。其三,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说的是曾子和子路很注意礼义品德的修养,严于律已,表里如一,对那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之徒非常鄙视。以上可以看出仲子在修身律己方面是多么的严格。

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讲:“养我浩然之气。”他们都是儒家修身达德的典范。仲子从一个出身寒微,勇武过人,率直尚强的少年逐步成为诚实信诺,为子至孝,善政为民,忠义仁勇的一代贤哲,其主要原因是他注意修身,勇于改过。一部《论语》中只有仲子敢于提出质疑,批评孔子;也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但二者的感情最深。正是孔子的批评,点拨了仲子,提高了仲子。“闻过则喜”,一个“喜”字活现了仲子乐于闻过、勇于改过的生动形象,升华了仲子高尚的思想境界,展示了仲子美好的道德风貌。所以,孟子把他和禹、舜相提并论。朱熹等人称仲子的“闻过则喜”是“勇于自修、令名无穷,可谓百世之师矣!”

“闻过则喜”,只有胸怀坦荡者才能做到。心胸狭窄,鸡肠鼠肚之人,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做不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是非分明的人才能做到。不知是非、不明大义,更不知其过,又怎能改过,是不能“闻过则喜”的。

“闻过则喜”,只有公而忘私的人才能做到。无欲(私心)则刚。胡锦涛同志说:“人民利益无小事。”只要对人民有利,任何缺点都可以改正。遇事先替自己谋划,私心杂念严重的人,怎么会“闻过则喜”呢?

“闻过则喜”,只有顾全大局者才能做到。极端个人主义,抱着小集团的利益不放,岂能做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才能做到。一个悲观厌世,抱残守缺的人是难以做到的。只有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真正改过的君子闻过才能见喜色。

“闻过则喜”,才能做到“闻善则行”。《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他诚实守信,乐于行善,有上山缚虎、下海屠龙的传说。有护孔周游,路遇危难,首当其冲的行为。有鲁人落水,勇于拯溺的壮举。有“三善治蒲”,德惠及民的仁政。只要是善事,他都勇往直前。后人赞扬他:“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
仲子勇敢的美德是在孔子的教诲下,勤学好问,加强修养的结果。仲子少年英强,有“兼人之质”(过人的力气)生性刚强,好勇尚武,神态“行行如也”,(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言“志”、谈“强”无不流露出刚强尚勇之气。为使仲子良好的天赋变为美德,孔子总是抓住时机,及时给以批评、教育,引导或鼓励。“箭原于竹而优于竹”的比喻,使仲子认识到,只有好学才能上进。“好勇而不义必然会乱和盗”的教导,使仲子的尚勇有了灵魂。“以忠为质、以仁为卫”,“勇力震世、守之以怯。”的忠告,使仲子变得谦虚谨慎。“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批语让仲子变得智勇双全。唯恐仲子把自己刚强尚勇,坦荡率直的个性发展到极端,会带来不良后果。孔子给予严厉警告,如若不注意就“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或不得寿终正寝)。孔子真诚的教诲,造就了一代贤哲,使仲子成为勇德的典范。

仲子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闻名。孔子多次赞扬他“勇贤於丘”,“好勇过我”,“勇士哉”,“勇且多力”,“尚刚好勇”。乾隆皇帝御制楹联中盛赞他“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意思是讲仲子具备智、仁、勇君子之达德,其中勇更为其长;所以做起事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对仲子的美德给予高度的概括。鲁人落水勇于拯溺,并拒收谢礼;有人受到诬陷,为之借钱赎命,伸张正义。仲子做到了“见义必为,见危必拯。”两军之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是勇士,称得上勇悍,勇猛,勇武。拜师孔子,委质圣门,四十年不变;面对困难,从不退缩,捍卫儒道,保护孔子,使之“恶言不闻于耳”,真是忠心耿耿,忠心不二。做为臣子,国家有难,主人有危,他大义凛然,重义轻生,慷慨赴难、视死如归。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领着人家的俸禄的人就不能逃避人家的灾难。君子即使死了也要戴好自已的帽子)。仲子真可谓忠勇、仁勇、义勇。正如明朝御史许守恩所赞:子路在圣门中以勇鸣。夫子路之勇,岂世之忿于格斗,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谓勇,血气之勇也,子路之勇乃义理之勇也。负米养亲是勇于事亲;结缨于卫是勇于事君;周旋夫子,虽患难而不忍离,是勇于从师;唯恐有闻,是勇于进道;使民有方是勇于治赋;车裘与共是勇于求仁;治蒲之善是勇于泽民。

天地间唯有勇字最为可贵。困难需要勇气才能克服,真理需要勇气才能探索,邪恶需要勇气才能惩治,正义需要勇气才能伸张,真、善、美需要勇气才得以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勇,岂有敢;没有大勇,岂能展现大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曲的小道上,勇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具有开辟新天地的实践勇气和开拓新境界的理论勇气才有新中国,才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一个人,一个困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只有具备昂扬向上的勇气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勇于进取,勇于改过,勇于献身,勇于……乃是优秀的气质、高尚的品格、浩然的正气、正义的行为、良好的美德。勇气是人生中不能没有的一种胆量。

“闻过则喜”是亚圣孟子对仲子的高度评价,也是仲子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孟子》一书中有三处谈到仲子。其一,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子的孙子曾西非常敬佩子路,说他的爷爷曾子非常敬畏子路,他又怎能和子路相比呢。其二,也是在这一章中,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说的是子路听到人告诉他的过错感到非常高兴。禹听到善言则拜。舜有更为高尚的地方,以天下之善为善。其三,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说的是曾子和子路很注意礼义品德的修养,严于律已,表里如一,对那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之徒非常鄙视。以上可以看出仲子在修身律己方面是多么的严格。

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讲:“养我浩然之气。”他们都是儒家修身达德的典范。仲子从一个出身寒微,勇武过人,率直尚强的少年逐步成为诚实信诺,为子至孝,善政为民,忠义仁勇的一代贤哲,其主要原因是他注意修身,勇于改过。一部《论语》中只有仲子敢于提出质疑,批评孔子;也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但二者的感情最深。正是孔子的批评,点拨了仲子,提高了仲子。“闻过则喜”,一个“喜”字活现了仲子乐于闻过、勇于改过的生动形象,升华了仲子高尚的思想境界,展示了仲子美好的道德风貌。所以,孟子把他和禹、舜相提并论。朱熹等人称仲子的“闻过则喜”是“勇于自修、令名无穷,可谓百世之师矣!”

“闻过则喜”,只有胸怀坦荡者才能做到。心胸狭窄,鸡肠鼠肚之人,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做不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是非分明的人才能做到。不知是非、不明大义,更不知其过,又怎能改过,是不能“闻过则喜”的。

“闻过则喜”,只有公而忘私的人才能做到。无欲(私心)则刚。胡锦涛同志说:“人民利益无小事。”只要对人民有利,任何缺点都可以改正。遇事先替自己谋划,私心杂念严重的人,怎么会“闻过则喜”呢?

“闻过则喜”,只有顾全大局者才能做到。极端个人主义,抱着小集团的利益不放,岂能做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才能做到。一个悲观厌世,抱残守缺的人是难以做到的。只有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真正改过的君子闻过才能见喜色。

“闻过则喜”,才能做到“闻善则行”。《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他诚实守信,乐于行善,有上山缚虎、下海屠龙的传说。有护孔周游,路遇危难,首当其冲的行为。有鲁人落水,勇于拯溺的壮举。有“三善治蒲”,德惠及民的仁政。只要是善事,他都勇往直前。后人赞扬他:“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

闻过则喜”,是儒家修身养性的道德表现。人能闻过则喜,不断改进,才能进步,与时俱进,战胜自我。历代哲人、伟人都十分注意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地改造自己。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是历述了自已认识能力提高过程和不断自我改造过程。鲁迅先生坦荡地告诉人们,他不光时时解剖别人,也时时解剖自己。毛主席也经常告诫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周恩来讲:“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刘少奇还亲自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给我们树立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典范。

“闻过则喜”、勇于改过、修身自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人进步的动力。

在孔子的思想道德中,“信”(诚实守信)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孔子看来信实不欺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告诫学生,要行事通达,首先要做到“忠、信、笃、敬”,。当子张问他如何提高品德修养时,他说:“主、忠、信、敬、惠”五个方面作为实现“仁德”的基本条件。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是“文、行、忠、信”。他告诫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宗圣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信”在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基础地位。

诚实守信是一个人修身待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也是治国从政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从政者,要讲究诚实无欺。儒家一向把“修身”做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做到认真谨慎,信诚可靠,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忠诚,才可以谈到平天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官之道,治国安邦,必须取信于民。

在孔子的学生中,仲子诚实守信是非常出名的。《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说的是子路对别人所托之事还没有办完之时,唯恐再有所托,影响一个事情的完成。《论语》中还说:“子路无宿诺”。即是说:“仲子没有不兑现的诺言,一诺千金,从不自食其言”。可见他诚信人格的高尚。由于他的诚信,百姓们也诚实待他,给他讲实话,才能使他“明察以断”,做到“片言折狱”。当时仲子的诚信可以说誉满天下,颇有“国际”影响。小邾国的射将军以献纳句绎这个地方作为礼物来投奔鲁国。他特别清楚子路的影响力,更佩服他诚信的美德,说:“如派子路和我口头约定,就可以不用盟誓了。”(指的和鲁国当政者)。季康子委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又派冉求对子路说:“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即鲁国)人家对它的盟誓不相信,反而相信你的话,你怎么推辞呢!这难道有什么屈辱吗”?子路回答说:“如果鲁国和邾国发生战争,我不敢询问曲直而战死在城下,毫无遗憾。他(指射)不尽臣之道反而使他的话得以实现,这是把他的不尽臣道当成正义了,我不能这样办,”。可见,仲子不是毫无原则地遵守信用,不贪图虚名,是以“义”为前提的。正如孔子所提倡的,只有合乎道义的诺言才能遵守,才有价值。

仲子的诚信还表现在对孔子的尊敬和对儒学的笃信上。从十九岁委质圣门,直至“结缨遇难”,四十年如一日,跟随其师捍卫圣道,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不动摇,象孔子一样,“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毫不足取了。正是这种诚信的美德坚定的信念,才使仲子成为一代贤哲。他四科从政、治赋其才,善政为民。子贡称赞他说:“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子之行也。”意思是说仲子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言语反映了他率直的性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有军事天才。他在蒲邑(今河南长垣)担任邑宰,通过三年的努力,使一个混乱复杂的蒲地得以大治,受到了孔子“三称其善”的美誉。说他做到了“恭敬以信矣”,“忠信以宽矣”,“明察以断矣。”

仲子体现出来的“诚实守信”的儒家思想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美德。当前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新时期,我国已经把诚实守信做为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是社会关系的表征。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政府、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讲诚信。

每个人能来到世间都因父母所生养。父母是第一保护人和监护人,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孝”是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稳定。它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基本标准。“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社会的永久美德。

仲子孝行是闻名于世的。濮阳仲夫子祠里卫公坊上镌刻着对他的赞词:左边是“至孝”,右边为“善政。”后人称他为“碧血千秋泪、白华一代春。”(白华专指孝子的洁白)。
仲子的孝行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其一,他主张对待父母重在敬养。《仲里志》记载他有一句名言:“祭之丰不如养之薄。”意思是父母死后祭祀丰隆,还不如活着的时候给以应有的敬养。这里着重强调生前的敬养。对父母活养死葬,要重在活养。活着不能敬养,死后祭祀的丰隆又有何意义呢!是为父母呢?还是为自己呢?

其二,他主张要及时行孝。尽孝是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子路见孔子说:“背着重东西,又走远路,不可能找安逸的地方休息;家境贫寒,父母年迈,也不可能等拿到高俸禄才去做官。“二十四孝”记叙:从前,我侍奉双亲时,经常吃着野菜到百里之外为双亲背米。二老去世后,南游于楚国,跟随我的车子有上百辆,积存的谷物有上万担,铺着华丽的坐垫,摆着丰盛的宴席,再想吃着野菜为双亲百里负米已经不可能了。系在绳索上的干鱼,还能有多长时间不被蛀蚀呢?二老双亲的寿命真如白驹过隙。”孔子赞扬说:“仲由事亲可算得上生事尽力,死事尽思啊。”

其三,他主张丧事从简,量力而行,重在对父母恩德的思念。《礼记》中见有记述。子路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仪不过是一种形式,不要过分显示,能表达对父母的敬仰和悲哀之情就可以。至于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定。有的人对父母在世时既做不到身敬,也做不到色悦,更做不到辞顺。(身敬、色悦、辞顺是指对父母要在行动上尊敬,态度面色上要和悦,言辞说话要顺从)。父母死后却礼仪繁多、大操大办、祭礼丰隆。这难道是真的对父母寄托着尊敬和哀思吗?

仲子的孝行不同于《教经》中某些人的愚蠢行为,更不同于封建宗法制度下极端不合乎人情的做法,他的孝行合乎情理,发人深省。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应该把孝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对父母在经济上能供养,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在权益上给予尊重。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经历,有老有少才谓之家庭。孩子是希望,老人是归宿。不能只照顾孩子,冷落了老人;对病中的老人要给以陪护,更不能嫌脏,要尊重老年人再婚的自由和权益。老年是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段。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天地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愿尊老、敬老蔚然成风,社会更加祥和文明。

善政为民是仲子美德中突出的一点。仲子有从政的天赋和才能,人称“治赋其才”。《论语》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孔子从四个方面来评价较为突出的弟子。仲子位列十哲,四科从政,擅长政事。

仲子素有大志,志在报国,从政为民。《论语》中四子言志(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之时,仲子率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意思是说,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威胁,内有饥馑的灾难,如果让我来治理,最多三年,面貌大变,使人民鼓起勇气,增强信心,遵纪守法,生活富裕。

治蒲三年,实行的是德治仁政,表现了仲子“善政为民”的美德。他经孔子推荐,被卫国聘为蒲邑宰(今河南省长垣县县令),上任前去拜见孔子,孔子问道:“蒲地的情况怎么样?”仲子说:“蒲地多有刁悍之徒,难以治理。”孔子说:“是的。但是,我告诉你,恭谨谦敬可以震慑刁悍的人;宽容公正可以安抚强暴的人;慈爱宽恕可以感化陷入绝境的人;教育和惩办相结合可以抑制奸邪的人。像这样坚持下去,正气就可以树起来了。”仲子照此奋斗三年,蒲邑大治,百姓乐业。孔子路过那里,进入边境称赞说:“好哇,(善哉)仲由做到恭敬诚信了。”进到城里又说:“好哇(善哉)仲由做到了忠实宽厚了。”到了办公庭堂又称赞:“好哇(善哉)仲由做到了明察以断了。”

子贡牵着孔子的马缰绳问道:“您老人家还没有见到仲由的政绩就三次称赞他,这其中的原因能说给我听吗?”孔子回答说:“我已经见到他的政绩了。入其境看到田地都经过修整了,地里的杂草都锄掉了,还深挖了里面的沟渠,这表明因为他谦虚敬诚,百姓才为之尽力;进其城,看到房屋整齐坚固,树木茂盛,井然有序。这表明他忠诚宽厚,所以百姓不怠惰不偷懒;进入他的官署,里边很安静,手下人听从命令,各司其职,表明他明察以断,所以政局很稳。由此看来我虽然三称其善,岂能全部概括他的美德和政绩呢。”

在这里孔子看到了自己德治仁政的理想得以实现,怎么能不为之高兴呢?长垣紧靠黄河,好闹水灾,他多次兴修水利,筑堤修渠,为民造福。《长垣县志》有关于他“为水备”的记载。后人称他为“河内公”,是一位水利专家。现长垣县城北二里许有长约五十里的引黄灌溉渠,名字叫“文明渠”,就是两千五百年前仲子首先开挖的。史书上记载,有一次连降暴雨,洪涝将至,如不及时预防,必然成灾。危急关头,仲子来不及请示报告,就身先士卒,率众筑堤,并拿出自己的俸禄,对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

执政为民,民不忘怀。仲子结缨遇难后,民感其德惠,得其衣冠而葬之,称为衣冠墓,在今长垣县城东二里许的岳庄村。至今仍在仲子忌日给以社祭和戏祭。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着很多有关仲子的神话和美丽的传说。明朝的长垣县令胡宥以仲子为榜样,勤政爱民,写有“退思铭”,碑刻现保存在县文管所。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长垣县人民更没有忘记仲子,他们把繁华兴盛的商业街命名为“三善街”,并在街道中央塑起了仲子的站像:一手按剑,一手持卷,风流儒雅,神态安祥。长垣县历史上出了不少高官,但唯独仲子享此殊荣。

根据仲子逞强好勇的特点,孔子专门给予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即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才是求得知识的道理。仲子严格遵循孔子的教道,勤学好问,不懂就问。多问、敢问,是仲子的一大特点。

一部《论语》中有四十条语录谈到仲子,其中有十三条是讲的仲子的“问”,诸子百家中有一百五十处提到仲子,其中有三十三处是讲的仲子的“问”。在向孔子的提问中,有上门求教当面问难。如问政、问士、问成人、问事君、问勇、问君子、问强、问治蒲之策、问治国、问事鬼神等。孔子针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使仲子拨云见日,认识大进。

仲子不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孔子领着学生们去太庙参观,见到有一欹器(也叫宥器,放在国君坐位的右边)。孔子让仲子往里注水演示,此物空时斜着,水注到中间时立正,注满时就倾覆。孔子以此来教育学生,不要骄傲自满,否则就会走向反面,遭到失败。其余学生默不作声。唯独仲子又进一步地提出:“敢问持满有道乎”(冒昧得请问,有没有满了而不至于倾覆的方法吗?)这里实际上是谈的事业能不能始终保持辉煌的问题,敢不敢为天下先的问题。孔子辩证地阐述了他的中庸之道。说:“聪明睿智要保持忠厚的品德;功盖天下要保持谦虚的精神,勇力震世要保持怯懦的姿态;富甲天下要保持悯恤的胸怀。在胜利面前只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能继续前进。”孔子的回答使仲子的认识提高一个层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是个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勤学中必然有疑难。好问才能释疑,才能提高。多问、不懂就问,不光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同时也反映一个人的宽广的胸怀和谦虚的美德。“不耻下问”的“下”,不能只解释“不如自己的人”,应主要是指自己谦卑的态度,不把求问于人视为卑下。一个人只有谦虚好学,不耻下问才能提高自己,不断进步。

仲子做起事来也是务实求真,着重实际,讲究实效。这里举二个例子:其一,子路做季氏的家臣时,一次季氏举行祭祀活动,从早忙到晚,夜里还要点上蜡烛,夜以继日。几天下来,参加祭祀的人虽然表面上强装有力,而且也有肃敬之心,但疲惫不堪。主持人甚至斜歪着身子理事,这是大为不敬的。后来,子路负责祭祀,他让室内祭祀在内室门口交接祭品,厅堂里的祭祀则在堂前的台阶上交接祭品。天亮开始祭祀,日落时就结束了。孔子听说后说:“从这件事来看,谁说仲由不懂礼仪呢?”其二,仲子任长垣县令时,因洪涝将至,为了保证百姓的安全,来不及请示,就身先士卒,率众筑堤,并拿出自己的俸禄,补济民工,使百姓免受其难,他冒着丢官的危险首先考虑的是百姓的利益。如果等请示批下来再干,洪涝已形成灾害,损失已经造成,这种请示又有何用?正是这种务实求真的精神,才使仲子给长垣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才赢得长垣人民的爱戴,才赢得长垣人民的永久怀念。毛主席说,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邓小平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为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也是一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近胡锦涛强调:“人民利益无小事。”聆听领袖的教诲,追思先贤的美德,岂不更激发我们报国为民之情吗?

仲子从十九岁拜师孔子,委质圣门。所谓“委质”,就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孔子。从此,四十年追随孔子,保卫孔子。孔子说:“吾自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有一次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说他如不改正缺点“岂能保七尺之身哉!”他竟然痛悔自责,闭门思过,七日不食,以至骨立(瘦得皮包骨头)。对孔子的批评,他闻过则改,对孔子的教诲,他竭力实践,对孔子崇拜,忠贞不二。但仲子做到了尊敬而不迷信,忠贞而敢犯颜。这是仲子的又一突出美德。一部《论语》之所以流传后世,一个是它的思想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真实性。它比较如实地记述了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言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为圣贤,也难免有过。在圣人面前,在伟人面前,我们往往神化迷信,追求其形象的完善,这是非常错误而且非常有害的。子路则不然。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想通过南子而得到卫国灵公的信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仲子认为,南子虽得到灵公的宠爱,但妖冶淫乱,和她接触有什么用呢?会有损于孔子的形象。实践证明仲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孔子担任大司冦,摄行相事后非常高兴,有点得意忘形,仲子马上向孔子说:“我听说君子遇祸要冷静,好事来了不喜形于色。今天老师得到了高位,表现得这样明显干什么?”提醒孔子注意自己的形象。孔子的旧友原壤,其母死,不光不悲哀,而且还吟唱低俗的曲子,孔子却赠其椁。仲子说:“老师您怎能把自己降低到这种程度,太不值得了。”看来,仲子认为有损于老师的形象,或者认为孔子行为有不当的地方,他都直言不讳,提醒孔子。

佛肸在中牟叛变,公山不狃在费邑叛变,都想借用孔子的威望和才能而用之。孔子用世心切,有应邀之意。但均遭到仲子的坚决反对和阻止。《论语》中非常真实而形象地记载了这两则故事。其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同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未之也已(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前一个之为助词,后一个之字为动词,作去,往讲)。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召我的人,难道会让我白跑一趟吗?)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用我,我不就在东方复兴周礼吗?)。其二: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晋国的中牟宰佛肸叫孔子去他那里,孔子想去,子路说:“以前我曾听老师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入他一伙的。'佛肸据守中牟叛乱,您却去那里,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对,我是说过这些话,但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能只挂在那里不能给人吃呢?’)”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孔子的“欲往之”都是不对的,依附叛臣能恢复周礼吗?真的与叛臣为伍,能保其“白乎”?能持其“坚乎”?能称为“圣乎”?人犯错都在一念之差,关键时候有人提醒非常重要。仲子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如此真诚地对待孔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爱其师,尊其师,但更敬其道。

当仲子问孔子,卫君等老师去执政,那您首先要干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正名份)。仲子立即给以批评说他“迂”(迂阔,教条主义)。尽管孔子阐述了关于“名正言顺”的一连串道理,但在当时来讲,不光时代不允许,即使在卫国也难以做到。就卫灵公、蒯聩、辄祖孙三代来讲,卫灵公赶跑了自己的儿子蒯聩,让孙子继承王位。蒯聩又想夺回儿子的王位。“春秋无义战”,父子争位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怎么正名份?能正吗?尽管孔子骂仲子“野”,实践证明还是仲子说得对。

仲子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据理力争,哪怕翻脸也坚持不变。仲子治蒲之时,洪涝将至,仲子没有来得及请示,就率众筑堤,并给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当孔子派子贡去阻止并拆毁其设备时,仲子扔下工具,即刻去当面责问孔子:“您教育我们要实行仁政,我为百姓办好事,您为什么要阻拦呢。”虽然孔子从爱护仲子的角度,发了一番要尊敬上级的议论,但不管到任何时候,仲子的行为都要受到赞扬。仲子为季氏的总管,其才深得季氏的赏识,而且有相当的威信和权力。于是想推荐子羔(即高柴)为费邑宰。孔子却坚持反对,认为这是误人子弟,还要再读书,读好书才能去。仲子据理力争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即有百姓,有工作,这难道不是学习吗?有的人以此说仲子不爱读书。实在是认识偏颇。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人们往往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在干中学,边干边学。列宁曾经说过,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实践不只有普遍性而且直接会产生物质成果。仲子在这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仲子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子羔担任了费宰,而且干得很出色。孔子骂仲子是“恶夫佞者”,指责仲子是强词夺理,但仲子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正确做法。

《论语》中,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也只有仲子敢批评孔子。清朝户部尚书戴明说(yūe)说:孔门弟子,其受教不违回答如响,莫如颜子,其次莫如端木子贡。孔子曰:“可”,颜氏、端木氏亦曰:“可”。孔子曰:“否”,颜氏、端木氏亦曰:“否”。至仲子则不然,孔子曰:“可”,仲氏或曰:“不可”;孔子曰:“不可”,仲氏或曰:“可”。心有所疑,境有所滞,则怫然(生气的样子)见于辞色而敢以圣人为非,是犯颜强项而不肯面从。比如国为诤臣(敢于直言的忠臣)。其刚心猛气,有理无欲,于疑似危微之芥,勇以断之而已!至其操躬履行,无有微愆。

圣门高弟三千士,独立刚强第一人。仲子以他的兼人之力、勇敢的行为护卫着孔子,以他“可犯之不可欺之”的忠贞,指出孔子的失误。是仲子诚信认真地去实践着孔子的教诲。是孔子渊博的知识启迪了仲子。共同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思想境界,不朽的人生价值,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友谊,什么叫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的过程中,用儒家思想教育学生;学生们又各以自己的才能弘扬、丰富着孔子的学说。研究孔子必须研究他的弟子,特别是几个重要弟子。仲子是他最得力的弟子之一,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仲子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一个为“礼”,一个为“仁”。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德治仁政”。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仁德管理,执政者讲仁德,上下左右之间讲礼、讲仁、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和谐一致。孔子为此奋斗了一生。任乘田,当委吏,宰中都,都以仁德善政造福一方,使百姓欢悦。任大司寇摄行相事三年,夹谷会盟使鲁国威势大振,“堕三都”加强了公室。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周游列国求仕布道,皆是为了实现其“德治仁政”的政治抱负。自己不行了,也要推荐其弟子去从政。即使今世不行了,也把其理想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和后人。仲子是他的学生,“四十年追随不倦”,充分说明了仲子遵道、卫道的坚定性。年轻时由于受这一思想影响较大,几乎每次谈到理想和志向时,都非常坦率地说出自己如何以德治国,以仁服民,执政为众的理想。最为突出的是“四子言志。”孔子让四位弟子各述其志时,仲子首先发言。千乘治赋,志在报国,执政为民,理想何其远大。再看他三年治蒲,做到了“恭敬以信”、“忠信以宽”、“明察以断”,得到孔子“三善”的称誉,这不正是德治仁政思想的实践吗?

这一点,他的认识和孔子非常一致。仲子四科从政、从政惟优、治赋其才,从政是他的强项。仲子历来也认为从政、为官是他的长处。仲子从他自身的条件出发,认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的最好途径是“入仕”。知识分子(士),要首先取得一定官位(仕)掌握一定的权力,然后才能凭借自己的才能,良好的品德,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在《论语·微子》中他针对荷蓧丈人的非难,感慨地说:“不出来做官是不对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义务,又怎能废弃呢?光想自己一身洁白,却破坏了最大的伦常。君子出来做官,是实行应尽的义务。至于我们的主张行不通,那是早就知道的了”。“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反映出仲子“入仕治世”的良好动机,也是实现其理想的有效途径。仲子在孔子的学生中是积极入仕的光辉典范。仲子也正是通过从政才展现其人生的价值。早年做季氏家臣、总管,显示了他的管理才能。充当孔子“堕三都”的前线总指挥表现了他的政治魄力。“三善治蒲”更看出他的治世能力。

德治仁政和入仕治世的思想是孔子及其学生的共同思想,但在仲子身上表现最为突出。

“德治仁政”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只是被人们当作理想,即使在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也没有真正实行过。在封建专制下,道德和法律是用来约束百姓的,对最高统治者不起作用。当权力和道德发生矛盾时,他们选择的是权力。所谓德治仁政只是一种理想,是被封建统治者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入仕治世”是儒家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鼓舞了历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唐朝以后,开科举选官吏,把知识分子吸引到求仕做官的道路上。但后来变成“八股”形式。把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行为,只局限在求仕做官一条道上。似乎人生的价值,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官本位主义,忽视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哪一行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入仕治世”,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给社会也带来消极的影响。

仲子有“兼人之质”,从小就恃强尚武。《史记》说他“冠雄鸡,佩猳豚,凌暴孔子。”被孔子收为学生后,在与孔子的对话中多次流露出以勇报国的思想。有一次仲子、颜回和子贡跟随孔子去农山游玩。孔子说:“在这儿思想放松,可以自由地想象。你们可以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我将从中选出满意的。”仲子立即向前说到:“我愿意用白如月亮和红似太阳的羽箭,使钟鼓之声上震于天,彩旗缤纷挥舞于地,我一马当先率领一支人马冲锋在前,必能掠地千里,拔取敌人的大旗,手提敌人的耳朵而凯旋。这样的事只有我才能办到。可以让他俩跟随我。”孔子赞道:“勇敢啊。”看来仲子颇有军事帅才,带兵打仗,治军报国是其所长,在当时春秋各国中也颇有名气。《史记》上说楚国的宰相子西当面向楚王说:“国王的将帅有跟上子路的吗?”楚王回答“没有”。《荀子·大略》上记载,晋人欲伐卫,畏子路,不敢过蒲。孔子说他:“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孔子让其发号施令,他指挥若定,效果良好,得到孔子的赞扬:“能用命矣”。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仲子的确有军事天才,有勇武报国的大志,但由于跟随了孔子,受到孔子的影响,勇武报国的思想逐渐被德治仁政的思想所代替。勇武报国的大志也未得到伸展。

性格是人格的重要部分,是指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较稳定的心理特征。表现为某一人区别于他人的先天的特点。“气质学说”把人分成四种类型:性情沉静而动作迟缓的粘液质,性格活泼动作机灵的多血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感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看来仲子是属于胆汁质一类,“九岁,与乡儿戏,英强异常,乡人奇之”。《论语》中多次提到他有兼人之质(过人的胆量和体力)。

仲子的这种气质表现,在孔子的学生中最为鲜明。面对老师的提问,每次都是首先发言。遇到认为不合理或不明白的问题,立即说出来。认为该干的事就立即去办。给人的印象是“行行如也”(刚强的样子)。一部《论语》生动地再现了仲子在喜怒哀乐中的个性特点。乾隆皇帝说他“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勇敢、果断是他的性格特点。

人的性格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由于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每个人的性格有不同的特征。仲子的兼人之质的生理特长,恃强好武的行为特点,急躁冒进的脾气,如果得不到孔子的教导,依性所为,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草莽英雄。正是他投入了孔子门下,跟随孔子,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才逐步改变“野性”,充分发挥性格的特长,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美好的名声。

概括起来仲子的个性应为刚强、尚勇、爽直。这三点突出的表现在仲子一生的行为中,形成了鲜明的性格特点。

后人评论说他是“圣门高弟三千士、独立刚强第一人”。仲子的刚强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刚毅,任何时侯没有懦弱的行为,即使从表面气质上也是“行行如也”(即刚强的样子),其次表现为刚劲。任何时候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这一点孔子都视为楷模。当意志不坚,情绪低落时让子路陪伴,以激起自己的勇气。第三表现为刚强。在强敌面前,在困难面前,他都是“主战派”,从不表示怯懦。第四表现为刚正、正直。从不昧着良心说话。第五表现为刚直,刚正不阿。从不阿谀奉承,包括最敬重的老师,也敢于当面指责。第六表现为刚烈。有气节,“敝衣緼袍与狐貉者立”,表现了穷且意坚的凌凌骨气。结缨遇难,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表现了“士”之高尚的气节。仲子的一生,的确充满了阳刚之气。在他身上充满了朝气、志气、勇气、正气。后人赞许他“气凌今古、志隘乾坤”,以至于有“圣门所畏”的美誉。

英勇是仲子个性的又一个特点。仲子先天的“兼人之质”,德治仁政的思想意识,优秀的传统美德,造就了他英勇的个性。少年英强,乡人奇之。青年时期,有与虎搏击拔虎尾的传说;有人落水,他勇于拯溺,救人生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之中,每遇艰难困苦,仲子总是冲锋在前,首当其冲。为此,孔子多次赞扬他:“勇哉”,“好勇过我”,“丘不如也”。跟随孔子,勇堕三都,充当前线指挥。在周游列国中,他是卫队长,捍卫圣道,保护老师,使孔子“恶言不闻于耳”。雍正皇帝称他为“勇行贻范”、“圣道干城”。面对蒲邑的困难局面,他勇敢前行,以自己的德威取信于群众。他“不侮矜寡”,不以强凌弱。但在强敌面前,在邪恶面前,从不示弱。但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遮掩、从不文过饰非。对孔子的批评诚恳接受,而且坚决改正。有一次得到孔子的批评后,“闭门思过,几日不食,以至于骨立”(消瘦得狠)。闻过则喜,勇于改过。既是仲子品德又是他的性格特点。对人严,对已宽,不是英雄,欺软怕硬不算好汉;严于律已,惩治邪恶,善诚待人,才是真正的英勇。


三个性格特征即是率直。这个率直,最令人可亲可敬。心底无私才能做到率直,正直公道才能对人率直。率直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气质,是一种大器。仲子在老师面前,每次都首先发言,直抒胸怀,那怕是受到嘲笑和批评。当孔子急于用世走“曲线救国”之路时,仲子敢于直谏,加以阻止,避免了孔子大节上的失误。孔子虽然一时难堪,但还是接受了仲子的意见。仲子虽然得到孔子“野哉”的怒斥,但更展示了他的忠诚和人格的魅力。有人不考虑事件的环境和语言背景,把仲子的性格归结为“粗野”。实在是失之偏颇。我翻遍《论语》和其他典籍,还未见仲子粗野的表现。敢于直言,当仁不让,这不叫粗野。粗野是一种表现行为,不是性格特点。他对自已的老师,对自已的同学,对待自已的朋友,对待自己的属下是多么的坦诚直爽啊!即使有初次见面“凌暴孔子”的行为,也不能把仲子的性格概括为“粗野”。

仲子刚强,英勇,率直的性格正是在孔子的教育下,经过自己的艰苦修养,在漫长的人生磨难中才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美德,使之成为一代先贤。仲子的事绩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具有良好的的天资,还要有良好的教育和个人艰苦的努力,并符合时代的需要才能成为人才。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仲子刚强、勇敢、率直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但另方面他还有只知前进不知退却,只知勇不知怯,只知刚不知柔的另一方面。孔子在与仲子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深知其人性。《论语》和其他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孔子根据仲子的性格因材施教的生动故事。山难改性难易。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卫国内乱,主人被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这种思想和行为值得赞扬。但是不顾寡不敌众,环境不利的条件,冒险行事,终遭杀身之祸,实在令人叹惜。单枪匹马的行为和结缨遇难的下场正是仲子性格的另一方面必然结果。我们应引以为鉴。

仲子小孔子九岁,早孔子一年去世。曾经教过学生,没有留下著作。他在孔子的早期子弟中是出类拔萃的,在晚期年轻的弟子中是极受尊敬的。他的美德表现在很多方面,他的忠、他的义、他的仁、他的勇、他的信、他的孝,特别是他对孔子及儒学的捍卫之功是无人可比的。这就奠定了他在儒家和孔门弟子中的崇高地位,因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仲子十九岁委质圣门,直到六十三岁结缨遇难。四十余年追随孔子,几乎在孔子的每一重要政治活动中都有仲子参与,有孔子必有仲子。在孔子的生平事绩中有五十多处涉及到仲子。可见,仲子对孔子是多么的重要。孔子高度评价仲子。“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仲子崇儒卫道之功。孔子多次称赞仲子:“由之勇贤于丘”,“勇人也,丘弗如也”,“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由也果”,“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对其治蒲之绩说,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当思想最苦闷,设想远渡大海也要实现抱负时,孔子认为只有仲子能够跟随。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孔子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他气血不畅,精神不振时,就让仲由来侍奉他。孔子说:“周文王得到四个贤明能干的臣子,我孔丘得到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得颜回,使弟子们对我更加亲切,这不就是远相亲附吗?我得子贡使远方的士子们都到这里来,这不可以供我驱使吗?我得子张,可以增光前代,造福后代,这不是我的左右吗?我得仲由,恶言恶语再也听不到了,这不是可以御侮吗?所以周文王有四臣,能免于各种灾祸;我孔丘得到四个朋友也可以御侮”。在孔子的学生中,仲子最敢说真话,和孔子相互辩难。孔子把仲子当做“四友”之一。

当时的仲子在鲁国和春秋各国享有盛誉,子贡评价仲子说:“对待平民百姓,忘我地为他们干事,不惧怕权贵横暴,不欺侮鳏寡孤独的人,按着自己的性格说话,没有任何虚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的才干最适应于治军,这就是他的德才啊”。战国时的平原君与子高饮酒,强劝子高喝酒说:“过去有流传下来的谚语:‘尧舜能饮千盅,孔子能饮百觚,子路咋咋嘴就能饮十榼’,古代的圣贤没有不饮酒的。”当时的人们把他与圣人一起神化了。列国之中,有的争聘他,有的惧怕他,有的仰慕他。孔子的弟子敬畏他。

在古代典籍中有六十余种书或多或少地记载了他的言行,《论语》中牵扯到仲子的就四十一处,和其他弟子相比是仅有的。一个个性突出,形象鲜明的仲子呼之欲出。《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对子路“闻过则喜”的评赞,把他和舜禹同列。《史记》弟子列传中对仲子给予重点介绍,着墨较多。后世儒家对仲子的美德大加褒奖,朱熹称仲子为“百世之师”。历代文人或瞻仰庙宇,或凭吊坟墓,或参观遗存,都留有诗词赞颂,文章咏叹。仅安南国(越南)使乘船北上,朝拜清廷,路过仲浅谒拜仲庙,就先后留下四十九首诗。无不表达了对仲子的钦佩之情。清初,官拜内阁中书,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顾彩为仲庙撰写了一副对联:“治赋其才,升堂其德,七十国追随无倦,长为至圣之干诚,先游夏而列贤科,有自来矣;负米是孝,结缨是忠,二千年俎豆常新,允作帝王之师表,并颜曾而膺世爵,不亦宜乎”。对仲子的德才、地位和影响概括得多么好啊!

历代王朝对仲子也褒奖有加。仲子被誉为十哲之一。其塑像得配大成殿。从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开始,历代皇帝祭拜孔子,仲子得以陪祀。从清朝顺治皇帝起,帝王只要亲自到太学或曲阜祭孔,就诏取衍圣公率颜、曾、孟、仲圣贤的嫡裔大宗子参加陪祀。

专门祭祀仲子的庙宇有两处:一处在山东微山县仲浅村仲氏故里。一处在山东省泗水县仲子故里。

封建皇帝为教育臣民更好地效忠封建王朝,也极力彰显仲子美德。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皇帝派遣尚书左丞陈尧叟,专程致祭仲子,赞扬仲子说:“猗欤鲁哲,义勇无俦。独立不惧,从政惟优。钦属仁圣,敕封介邱。褒贤进号,载显英猷”。宋高宗御制赞中赞扬仲子:“升堂惟先,千乘惟权。凌暴知非,委质可贤。折狱言简,结缨礼全。恶言不耳,仲尼赖焉”。清康熙皇帝给仲庙御制“圣门之哲”匾额;清雍正皇帝送仲府“勇行贻范”和“圣道干城”御匾。乾隆皇帝亲笔御联:“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至今仍挂在仲浅仲庙内。

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仲子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仲子被列为“十哲”之一;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仲子为卫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仲子为河内公。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诏定孔子冕服九旒九章,仲子冕服七旒七章。宋徽宗时,孔子被称为素王(德能该为天子而没有当上天子的人)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仲子则冕九旒,服九章。除天子外,最高的冕服等级就是九旒九章了。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进封仲子为卫公。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尊仲子为先贤。清代对仲子格外推崇,被尊为卫圣。

从仲子文化遗存也可看出仲子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仲子生于鲁、仕于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晚年被聘于卫国,遇难于卫国,足迹遍布中原,留有大量遗跡。仲子故里在今山东省平邑县仲村镇,那里的人们至今把仲子当神来祭典。在今河南和山东省交界处的“子路堤”,也叫御水堤,就是仲子跟随孔子自齐返鲁,突然遭遇洪涝,仲子率领民众,筑起的长堤。两千多年来,人们为纪念仲子,仍叫“子路堤”,原归范县,现归莘县。原建有仲子庙,郑板桥亲笔题匾。现黄河御水堤“金堤”(堤名)上仍有仲子庙闸。今河南省长垣县志上记载仲子在长垣(蒲邑)时“有水备”。在河南濮阳市内,仲子墓被修葺一新,成为人们凭吊仲子的地方。仲子读书处在今山东省东平湖西青龙山北斑鸠镇子路村中。《东平县志》专有记载。仲子遗迹四十余处,每一处都留有仲子动人的故事和美好的传说。这在孔子的子弟中也是仅有的。

由于仲子崇高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仲子的后裔也逐步显赫起来。从明末,仲子嫡裔(即仲氏大宗子)和颜、曾、孟子的嫡裔一样享受“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赐封,赐与府弟,赏与祭田,享受皇家给予的一切优抚和特权。颜、曾、孟、仲并显于世。

随着对孔子和儒家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对孔门弟子的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由于仲子对孔子和儒家的杰出贡献,由于他在忠、义、仁、勇、孝、信等传统美德中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人们心目中仲子的形象愈加鲜明、高大。日本研究孔子的专家就把仲子排在了孔子诸弟子中的第一位。
仲子行年简表:

一岁,己未,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农历九月初七日,仲子降生。因其母临产前梦熊入怀,取名由,字子路(熊的别名),又字季路(原因为季氏家臣而得名)。

二岁,庚申,周景王四年,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

三岁,辛酉,周景王五年,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

四岁,壬戌,周景王六年,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

五岁,癸亥,周景王七年,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

六岁,甲子,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

七岁,乙丑,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

八岁,丙寅,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

九岁,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

十岁,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

十一岁,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

十二岁,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

十三岁,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

十四岁,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

十五岁,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

十六岁,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

十七岁,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

十八岁,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家贫,好武尚义,有兼人之质。为民除害,有搏虎屠龙的传说。

十九岁,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因门人为孔子弟子,委质圣门。

二十岁,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

二十一岁,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

二十二岁,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娶妻颜氏乃卫国贤大夫颜浊邹之妹。

二十三岁,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从孔子在齐国,周景王崩,周敬王立。

二十四岁,壬午,周敬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从孔子在齐。

二十五岁,癸未,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

二十六岁,甲申,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昭公出奔齐国,随孔子去齐。

二十七岁,乙酉,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

二十八岁,丙戌,周敬王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孔在齐闻韶乐。

二十九岁,丁亥,周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随孔子自齐返鲁。

三十岁,戊子,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家贫,常负米百里养亲,乡人称孝。

三十一岁,己丑,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父凫卒,哀痛绝食不寝者数日,乡人哀怜之。

三十二岁,庚寅,周敬王九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迎母养于鲁。

三十三岁,辛卯,周敬王十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母宋氏卒,哀极,颜色憔悴,几乎不起,其母归葬鲁卞城南与父合葬。鲁昭公薨于乾候。

三十四岁,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阳虎乱政,从孔子退修诗书。

三十五岁,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

三十六岁,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

三十七岁,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三十八岁,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随孔子观鲁桓公庙欹器,问“持满有道乎”?孔子为中都宰。

三十九岁,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孔子为中都宰,仲子从之。

四十岁,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孔子为鲁司寇,仲子从之,生长子崔。

四十一岁,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以费邑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仲子阻谏之,孔子有“为东周”语。

四十二岁,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为大司寇,诛少正卯。仲子从焉。

四十三岁,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摄相事,随孔子保定公会齐侯于夹谷。

四十四岁,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

四十五岁,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为季氏宰,齐人以美女宝马赂定公。“堕三都”未果,从孔子去鲁适卫,周游列国。

四十六岁,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从孔子在卫,已而去卫适曹,适宋,又适陈。过匡,匡人围之,仲子怒起,奋戟将战,孔子止之,弹琴三曲,匡人解甲而去,月余返卫。子见南子,子路不悦。

四十七岁,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

四十八岁,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鲁定公薨。

四十九岁,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

五十岁,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从孔子自陈反卫。

五十一岁,己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生次子启。

五十二岁,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从孔子自陈如蔡。

五十三岁,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从孔子自蔡如叶,遇长沮桀溺,问津。又遇荷蓧丈人,有拱立、止宿事。至叶,叶公问孔子为何?仲子未答。

五十四岁,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从孔子在陈,绝粮,愠见孔子。

五十五岁,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岁,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从孔子在卫,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奚将为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仲子批评为“迂腐”之举。

五十六岁,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

五十七岁,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

五十八岁,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

五十九岁,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返鲁。

六十岁,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为蒲邑宰,行前请教孔子。

六十一岁,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为蒲宰,德治仁政,有“水备”等政绩。

六十二岁,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岁,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蒲邑大治。传说孔子“三称其善”。不应小邾国之口盟。

六十三岁,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卫乱,父子争位,为救其主孔悝,被叛臣杀死,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