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两个历史，哪一个是对的？

        一、微山仲庙，始建于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据《仲里志》记载：当时贺知章为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中区）令①。见到仲子的第三十六代主鬯孙仲文，询其家世，知其为先贤后裔，然流落乡野，下同编氓，深表慨叹，于是在当时的横坊村（今仲家浅）为之建庙，并拨给一定数量的祭田，令仲文主祀事，此即为微山仲庙之始。
       二、《仲氏族谱》载：“汉更始元年赤眉琅笽樊崇等乱山东逃于济宁延就亭遂家焉，更名横坊村即今仲家浅”。仲氏在仲浅村落脚，后来常有外出另居的，以至仲姓布于许多省份，北至黑龙江讷河也有仲氏。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在任城任官的贺知止见到仲子三十六代孙仲文， 念其祖英烈，遂于仲浅村建庙以祀仲子，仲子庙建成后，仲氏后裔、官员名士路过或专程前来祭祀，香火不绝。

又摘录：（与家谱无关）
      但在李白的唐开元二十五年寓居任城时所写，《任城县厅壁记》明确点明此文是为赞美任城县令贺公而特意为之。对贺公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贺公鲜活的人格魅力及其显赫政绩却跃然于厅壁之上。 厅壁记，指写于官府厅壁上的记事文章，内容主要记载官署的沿革及官职的升迁，开始仅限于朝廷各部司，后逐渐流传至州、郡及县衙。《任城县厅壁记》选自《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八，并以此来衬托贺公在百姓心中的良好口碑，赞美贺公治理任城的显赫政绩。
     《任城县厅壁记》两次提到贺公。其一：“……帝择明德，以贺公宰之。公温恭克修，俨硕有立。季野备四时之气，士元非百里之才，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诗人笔下的贺公，既有良好的德行又有极高的处理政务的应变能力。经过贺公三年的治理，任城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颦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不难看出，贺公执政奖罚分明，既不放任自流，又不急于求成，真正给人民带来了实惠。任城百姓勤于学习，其乐融融，讲究修养，各勤其事，各安其位，尊老爱幼，路不拾遗。其二：“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李白赞美贺公的政绩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偏听偏信、阿谀逢迎，而是来自舆论的公议。政绩的取得和良好的口碑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人吹捧出来的，只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及赞誉，才是真正的政绩，才会流芳百世。 　　
      那么文中提到的贺公究竟何人？他到任城做县令是什么时间？一向藐视权贵的李白，又为何放下身价对其歌功颂德呢？要知道当时的李白已经是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在文章中用赞叹敬仰的口吻来赞颂贺公，可以想见贺公和李白之间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然以李白的个性而言，他不会这样费尽心思、长篇累牍地歌颂一位县令。此文一问世便风传一时，成为李白传记类文章的代表作，影响着一千多年的文坛，韩愈、王安石等文人无不受其影响。人们传诵着李白的这篇文章，对于李白和贺公的关系也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贺公到底何许人也？一直是个扑朔迷离、悬而未决的疑团。多年以来在李白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和分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热门话题。尤其近年来，随着李白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对李白《任城县厅壁记》里提到的贺公产生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关于贺公的身世，目前在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说法：
     1、贺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贺姓县令；
     2、贺公是唐代诗人贺知章。济宁李白纪念馆原馆长丁冲在十多年前曾指出：《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就是贺知章。在此基础上翻阅大量的资料，并由史书所载贺知章的足迹，对贺知章的生平进行翔实考证，可断定《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任城执政三年”与正史记载吻合 。 　　
     《任城县厅壁记》一文是李白在任城（今济宁）所写，这一点在史学界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詹瑛《李白诗文系年》记载：“当是初游东鲁时作……当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查阅李白的年谱，李白书写《任城县厅壁记》时37岁。那么当时的贺知章多大年龄？在什么地方？任何官职呢？《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贺知章传》记载：“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也。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书竟不就。后转太常少卿。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贺知章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 　　
     上述文字足可以证明，贺知章从开元十年至天宝三年期间，一直在京城做官，并于天宝三年告老还乡。查阅贺知章的生平可以看出，李白写《任城县厅壁记》的开元二十五年，贺知章已经79岁，早已在京城为官显赫了。那么，贺知章做任城令只能是在开元十年以前。正史有关贺知章的生平，只有《旧唐书》《新唐书》里寥寥无几的描述，此后各代志书也是片纸末页，大体没有出此范围。贺知章举进士后，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后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但是其官位升迁的时间不可考，离乡进京的时间也不详。开元七年到十年，贺知章的年谱更是无任何踪迹可寻。无独有偶，《任城县厅壁记》则详细记载了贺公执政任城三年的史实，为考证贺知章生平的完整性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开元十年以后，贺知章的生平及其升迁时间的脉络就相对清晰了：“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 　　
      李白在《任城县厅壁记》中赞美贺公的政绩说：“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从李白的语气中可以揣摩出此文更像是在追忆贺的政绩，而并非是见到贺知章的即兴所为，并且文章中也没出现“四之岁、五之岁”之类的词语。由此可推断，贺公在任城只做了三年县令，便因为政绩显赫得到升迁而离开了任城。认真梳理《任城县厅壁记》全文，对照《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诸多专家关于李白来鲁的考究资料，贺公必是贺知章无疑，开元七年到开元十年正是贺知章做任城县令的时间。  　　
     诸多史证物证可证明贺知章做过任城令，元代尚书曹元用的《任城二贤祠碑记》有“初季真为任城宰，太白作厅壁记”之句。一个“初”字，从语气上推敲，不难看出李白与贺知章并非同时在任城，《任城县厅壁记》确实是李白来到任城以后的追忆性文章。《两京记》记载：“郡官胜写壁记，以记当厅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由于李白来任城时，其六父为任城令，本族的一个兄长为中都（今汶上）县令。还有一个从祖（祖父的堂兄弟）在济南当太守，堂弟李凝在单县当主簿，因此，李白有资本在任城县衙厅壁上撰写文章。他既可以赞美现任执政者的风采，也可以颂扬前任执政者的政绩。现任执政者是李白六父，而非贺公，这样就排除了贺知章开元二十五年做任城县令的可能性。元代兖州知州汪泽民在《二贤祠记》中记载：“济州，古任城也，有太白楼、二贤祠……贺宾客曾为任城令，翰林寄家东鲁，二贤素相识”的描述。“二贤素相识”中的“素”字有“本来、平日、平素”的意思。“二贤素相识”，可以理解为两位诗人本来就已经非常熟悉了。“贺宾客曾为任城令”的“曾”字，可以理解为“曾经”的意思。也就是说，贺知章曾经在任城做过县令是毋庸置疑的。 　　
     在微山县鲁桥镇仲家浅村发现的《仲氏族谱》及《仲里志》，均为清代续修。《仲氏族谱》记载的是孔子的弟子仲子路及其后裔的族谱。仲子路，孔子得意的弟子，又称卫圣公，是任城最著名的先贤。史料记载，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任城县故城就在今微山县仲家浅。《仲氏族谱》记载“贺知章于开元七年初任任城县令时，请拨祭田三顷”。《仲里志》则记载“开元七年，任城县令贺知章赐田三顷……”。查阅微山史志，也有详细的描述：“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在任城任官的贺知章见到仲子三十六代孙仲文，念其祖英烈，遂于仲浅村建庙以祀仲子，仲子庙建成后，仲氏后裔、官员名士路过或专程前来祭祀，香火不绝。”
     仲庙建有“恩公祠”，并且供奉贺知章的牌位。由于贺知章对仲氏家族有恩，故仲氏后裔在仲庙内建有“恩公祠”。否则，仲氏后裔断不会把贺知章与祖宗的牌位放在一起进行祭祀。贺知章尊重仲子路，为其族赐田三顷是合乎情理的。 　　
     据考古资料记载，曾经对贺知章所书石碑进行过考证调查。据考：任城北乡耿务村显福寺内原有贺知章所写石碑一块（现已佚），据当地百姓相传，该石碑被压在了村内大桥下。显福寺始建于唐朝，那么贺知章为寺庙写石碑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在济宁，原来还建有二贤祠，内供李白与贺知章。清代程盛修有文字描述：“……德（伯）禽公子平阳女，贺老同游意气间……遥忆贺公能醉客，任城遗像至今留。”济宁太白楼二楼北墙壁正中镶嵌的“三公画像石”，描绘的分别是贺知章、李白、杜甫。三位诗人被作者李汉章（明代）给予一石展现，必有其历史内涵。李白和杜甫在济宁、兖州、曲阜以及济南等地一起游历，其友情在文学史上被赞为千古佳话。如果贺知章没有来过任城（今济宁），也不会把三位诗人画在一起。贺知章、李白、杜甫先后驻足任城（今济宁），可以想象盛唐的任城（今济宁）可谓群星荟萃，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查阅《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李白、贺知章的诗篇更是不胜枚举。明代屠应峻《登太白楼》“遥怜避世东方朔，生有相知贺季真”，明代陈鲁《二贤祠重修为陈郡伯作四十韵》“贺监曾任守，长庚归旧贤”，明代汪邦柱《和太白楼作》“黄菊频催元亮去，青莲尚共季真游”，清人赵执信《太白楼歌》“当年贺监早相识，长安论诗青眼明”，清代计东“……先后来做客，白也主季真……”。现在曲阜玉虹楼碑廊内，还收藏有清代金石学家孔继涑所摩李白《送贺八归越》的刻石。可见李白和贺知章的友情及其逸闻趣事，在济宁一带的人民心中是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  　　《任城县厅壁记》的用意就是歌颂贺知章。
      那么李白为何要在《任城县厅壁记》中对贺知章大赏特赞呢？追根溯源，还是要从李白和贺知章的相识相知说起。 　　
      首先，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记载：李白一生曾经两次入长安。安旗、薛天伟先生所著《李白年谱》明确断定李白在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关于李白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的说法，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已经达成了共识。李白初次入京时，其诗文才气就已经名动京师。李白好交往，一直为能得到上层的赏识而不遗余力地奔波。当时的贺知章正在京城做官，李白希望通过各种途径结识贺知章是常理之中的事情。正如李白所愿，李白见到了贺知章，李白拿出所写诗文希望得到贺知章的赏识。贺知章初见李白，既奇其姿，复赏其文，当场赞美李白是天上谪仙人。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的小序中曾经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彼此欣赏的好朋友。 　　
      再者，李白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他与当时著名的道士都有往来，如司马承祯、元丹丘以及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等。而贺知章的道教信仰非常深厚，在推崇道教的唐玄宗时代，贺知章无论做道士还是做官都是非常成功的典范。李白一直希望能通过终南捷径走上仕途，所以贺知章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天宝三年，贺知章请度为道士还乡，李白写下《送贺八归越》为之送别：“镜湖流水春始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天宝五年，李白漫游会稽，曾拜访贺知章，贺此时已病故。“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李白的触目伤怀，对贺知章的崇仰、怀念、追忆之情溢于言表。 　　
      贺知章于开元七年至开元十年为任城令，开元十年因为升迁而进京。开元十八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见到了正在京城做官的贺知章，两位诗人成为感情真挚的忘年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二十四年，李白寓居任城，一方面投奔在任城做官的六父，一方面也在继续寻求出仕的捷径。李白知晓了老朋友贺知章治理任城的卓著政绩，以及在百姓心中留下的良好口碑，感慨万千，于是挥笔写下了《任城县厅壁记》这篇千古名文，来歌颂贺知章的显赫政绩及其人格魅力。

      贺公究竟是谁，无从查考。揆诸种种史料，我个人倾向于贺知止。可能是因为贺知章的名气大一些，许多地方都说是他了。
      贺公所建之庙，在五代时受损，后来41代仲凫久又进行了重修。随着金兵入侵、黄水涨溢，横坊村及旧庙早已当然无存。现在仲家浅的庙，是元代新建的，历经水患，也是屡次修葺，文物部门的鉴定是：明清建筑。

仲磊说得是，但我在“又摘录”中，也看到这个疑点，如果有《任城地方志》可能能查出来。

关于贺公的身世，目前在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说法：
     1、贺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贺姓县令；
     2、贺公是唐代诗人贺知章。济宁李白纪念馆原馆长丁冲在十多年前曾指出：《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就是贺知章。在此基础上翻阅大量的资料，并由史书所载贺知章的足迹，对贺知章的生平进行翔实考证，可断定《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就是唐代诗人贺知章，“任城执政三年”与正史记载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