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弘治十二年，衍圣公孔弘泰始拣选圣贤后裔俊秀者，充补奉祀生，给以衣巾，移提学注册，但未确定具体名额。
隆庆年间，济宁州给予仲家浅仲子庙奉祀生员六名。依照当时惯例，奉祀生员为世袭职务，亦存在兄弟同时担任的情况。
在此期间，仲家浅村仲子庙应无奉祀宗子，日常祭祀活动由奉祀生员共同承担。
转折出现在万历年间。
万历十六年（1588年），原邹县知县、河南道监察御史许守恩，应仲家浅仲子庙奉祀生员仲铨等人之请，撰写《先贤仲子庙记》，由仲铨书写，并偕其他七名奉祀生员立石。这八名奉祀生员皆为仲子世家第六十代，以仲铨为首，他们是：
北宗东支：仲吕长子仲铨
北宗西支：仲煦长子仲裒
北宗北支：仲宦次子仲曰奇、三子仲曰然、四子仲曰唯，仲许三子仲珠
北宗南支：仲蒿次子仲九卿（时年十九周岁），仲㫤三子仲九功
若当时已立宗子，依宗法制度，其名必列于首位，且不应与其他奉祀生员并列。
万历二十年（1592年）九月二十三日，仲铨阖族一百四十人，除去济宁州民籍，附入泗水县儒籍，比照四氏，复其身家，仲铨被立为宗子，主奉祀事。
宗子既立，为长远计，须有祖源清晰、支派详明、世次昭然的家族世系作为支撑。而当时的仲氏家谱，“遭兵火焚毁，宗派混淆，难以清查”（见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兖州府泗水县儒学署教谕举人黄朝选为愿复原籍以敦孝思事）。于是，“世系建构”随之展开。追溯远祖世系以彰显嫡裔正统，辑录历代敕令文书以巩固优免待遇，收录先贤事迹与艺文以塑造家族文化身份，力邀官员、名士为家志作序背书，已成为当时各圣贤后裔家族的“标配”。元末以后的祖先名讳，应该来自仲家浅村林墓的碑文。至于横坊村旧庙里是否有之前的宗支图，现已无从考证。
同样，仲九卿的长子仲于陛受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之后，亦如仲铨一般着手建构自身世系。
因此，即便仲铨子孙后来获封翰林院五经博士，在其所建构的世系中，也必然将自家塑造为长子长孙一脉。此乃当时的普遍风气。
我始终认为，世上没有完全真实准确的家谱。现今仲氏南北二宗所共同认可的世系，当为清代两方互相妥协甚至共同商议之结果。只不过济宁谱称49代“基系虔胞弟”“白庵、履庵系益庵族弟”，而吴江谱仍载“基、琪、祺皆系虔之兄”，出现分歧。
事实上，孔门弟子后裔历经多次朝代更迭和流寓迁徙，明代已经很难在这些圣贤的原乡找到明确的嫡长大宗。自明景泰年间起，朝廷为选定奉祀人选，逐渐形成一套兼顾奉祀职责、家族事实与伦理认同的调和政策。在此体系下，进一步强化了“儒家圣贤奉祀应归本原乡”的原则，承担原乡奉祀之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纯粹的血脉远近和世系长幼。
因此，仲基虽然系血缘家谱上仲子的第49代嫡长孙、宗法上的大宗子，但其嫡长后裔未能返迁祖籍即始祖仲子的原乡泗水，自然无法获得泗水仲子庙的奉祀资格，进而无法被举荐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其实，朝廷寻访圣贤后裔并敕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更重在表明崇儒态度，未必严格稽核始封者的身份是否为嫡长。但自始封之后，则须遵循“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承袭规则。沿袭既久，此支遂成为始封者后裔的“嫡长大宗”，进而被视作家族的“大宗”。这个“大宗”，已不再与宗法制度的“大宗”划等号。
即使不是始祖的嫡长孙、大宗，也不影响担任世职，这是我这个现代人的观点。然在时人观念中，唯有将自身塑造为“嫡长孙”，方能更显正统、更具底气。这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在民国以前，如果有人质疑，很可能被视作“觊觎、分裂、犯上”。如今时过境迁，世袭、权位与“大宗”名分皆已不复存在，前人的事迹与功业皆已刻石铭志，永垂后世。唯因第一手资料存世甚少，我们只能心怀敬畏，谨慎推测，力求贴近真实。
|
|
|Archiver|小黑屋|手机版|华夏仲氏网
( 苏ICP备2021045915号 )
发表于 2025-8-24 19:08
发表于 2025-8-24 20:30
发表于 2025-8-25 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