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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胤文首修南宗谱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三月至四月间，分两批撤兵，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大臣等三千馀人北去，史称“靖康之变”。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史称宋高宗），改元建炎，寓“火德中兴”“以火克金”之意。
时任高邮州判的仲子第49代嫡长孙仲基（字址生，号益庵），奉命参与扬州郊祀，之后偕二弟仲琪（号白庵）、三弟仲祺（号履庵）扈从赵构南渡。
明朝的陈宣在《仲月溪先生重修谱序》中写到：“益庵公历世变，扈从临安，爰家于吴。有弟曰白庵、履庵皆依倚播迁。中有天可往，无地能居，方其南也，皆止于维扬。及乘舆指浙，益公又与白公从，而履公不以家累随，久之遂为扬民焉。”仲基先居秀水天字圩，后迁吴江膳字圩，去世后葬在吴江盛泽小口圩普福桥北堍，被称为“中山古茔”，墓旁有先贤祖祠；仲琪迁浙江，担任江南督运同知；仲祺则因需照顾眷属而留在扬州，后裔成为扬民。这就是仲氏南宗的来源。
南渡后的百馀年间，族人散处各地，随着时间推移与地理分隔，原本同出一源的族人之间交往日疏。仲子第52代嫡长孙仲胤文（字闇师），学问渊淳，声容朗灿，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化修养和强烈家族责任感的士人。他亲眼目睹了“四世週甲，邈焉闻问”的现状，喟然长叹：“曾析箸之几何，而睽隔如易世。数传而后，孰有知天亲所系、源流所自哉！”（分家才多少年，就已经如此隔膜；如果再传承几代，还有谁会知道我们本是骨肉至亲、我们的源流出自何处呢？）正是这种对家族血脉记忆可能断裂的深切忧虑，促使他下定决心编纂族谱，以文字的形式将家族源流固定下来。
仲胤文编纂家谱，悉遵古法。他首先“序其支图”，建立了清晰的世系框架。他认为，“若仅叙世系，不及源流，婚嫁、生卒一无所知，凡与隶在版籍者曷异？”于是“详述本末，凡三党戚属，亦稍稍序焉”。意思是：如果仲氏家谱只记载世系，不记载发展源流，族人的婚嫁情况、生卒日期也一无所知，那么与衙门的花名册没有区别。姑舅亲戚、儿女亲家的信息，也应该在家谱中略加叙述。
仲胤文明确表达了修谱的目标：“俾子若孙开帙了然，则永远无不识之亲，百世无不知之族”。让族谱超越了简单的世系记录，具备凝聚族人、强化认同的社会功能。
这部被称为“吴江旧谱”的族谱，成为后世各支派追溯源流的根本依据。无论族人迁徙到何处，在续修族谱时，都必须回到仲胤文的这部谱上来，以确认自身的源流。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仲子第66代孙、吴江人仲枢（字拱宸，号亦山）北上途中，拜谒山东济宁仲家浅村仲子庙，赋诗曰：“横坊村里旧分支，一脉欣瞻鼻祖祠。五百年馀南渡后，二千里外北游时。神灵肃穆衣冠古，俎豆森严拜扫迟。赖得闇师图派在，不因世远有差遗。”充分证明了仲胤文所修之谱在跨越时空后，仍能清晰指引族人认祖归宗，其功绩之伟、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二、仲子宣携谱北迁
定居吴江的仲基后裔，经过宋元两代的生息繁衍，人丁日益兴旺，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望族。然而，明建文年间（1399-1402年），皇室内部爆发的“靖难之役”再次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仲胤文的玄孙、仲子第56代孙仲子宣，为躲避战祸，偕二弟仲子华避居泰州富安场（今东台市富安镇）东海滨，遂家焉。这次迁徙的方向与当年祖先的南渡截然不同，是由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向北方沿海相对偏僻的地带转移。仲子华后来迁居梁垛场。仲子宣配周氏，生子三：文汉、文河、文滨；继配顾氏，生子四：文渊、文潮、文源、文洋。这七个儿子后来开枝散叶，形成当地仲氏著名的“七大门”。这些子孙后代遍布今天的东台、海安、如皋、泰州等地，成为仲氏南宗的一个重要分支——泰州-如皋支系。
在这次迁徙过程中，仲子宣做了一件对家族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事情。他深知家族文献的重要性，将先祖传承下来的族谱（极可能就是仲胤文所修谱的抄本或后续增补本）视若性命，“从兵火锋镝中珍藏保护而不敢失”。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部族谱在家族内部被秘密传承，成为连接各个支系的重要纽带。
时光流转至嘉靖年间，此时距仲子宣北迁已过去近一百五十年。嘉靖十六年（1537年），宝应族人仲承祚（字思继，号顺武。其父仲本系陕西按察司按察使）在应天乡试中高中举人。他借此良机，邀请同科举人、崇川（今南通）学者保嶔，一同前往如皋县西场（今属海安市），拜访同族名士、仲子第60代孙仲少村（文汉后裔）。
三人相见甚欢，“联床促膝而谈者旬有馀日”，不仅增进了彼此的情谊，更就经史文章、天下大事以及家族事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期间，仲少村郑重地出示了其高祖仲子宣秘藏并世代相传的族谱。
保嶔描述了自己的感受：谱的开篇绘有先贤仲子的遗像，“英气凜凜如生”，令人肃然起敬。谱中还包含了世系、年表、封号、传赞、艺文等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经过仔细检阅，保嶔确认这部谱传承关系清晰无误，“源流不爽，支派昭晰”，自先贤以至仲少村凡六十世，脉络分明。他感慨道，虽遗憾未能生于先贤之时亲炙教诲，但能通过族谱“瞻其遗像，识其里居，溯其世次”，其欣慰之情“不啻亲炙之也”。
三、陆舜纂谱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仲氏南宗北宗后裔已有交流，山东济宁的《令名志》亦流至如皋县西场镇。北宗文献的传入对西场仲氏族谱的记载产生了直接影响。自此开始，西场仲氏族谱中关于南渡始祖49代仲基的记载，由过去的宗子，转变为“宗子虔胞弟”。
然而，同为仲基后裔的吴江、桐乡、赣榆、沭阳的仲氏族谱，仍然沿袭吴江旧谱49代“基、琪、祺、虔”的记载。这种分歧为后来的谱牒争议埋下了伏笔，也反映了南北宗在分离数百年后，在历史记忆和宗法观念上开始产生差异。
进入清初，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泰州-如皋仲氏已然“子姓蕃衍，英杰挺生，人文蔚起，聚族而处，星罗棋布，自大以至雉皋，繁昌绵亘，越两州县，洵东海之甲族也”。这一时期，仲氏家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族人中涌现出一批文人学士。
人口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族众繁多，导致“源流失次、伦序倒颠”的风险与日俱增。族人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虽同为一脉，或覿面而不识，或识焉而不知其名，或知其名而核其世次、考其支系则茫乎不能辨也”。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家族的凝聚力，长此以往，家族将如同一盘散沙。因此，系统性地重修族谱，厘清世系，辨明亲疏，显得尤为迫切。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以仲子第63代仲邦文（字我成，少村曾孙）为核心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积极行动。仲邦文个人经历坎坷，“少丧怙，母谢氏青年苦节，时公年十六岁，奉母弃家，避居泰州北关外永吉坊，因家焉。竭力创造，艰苦备尝。诸弟幼，皆赖公领袖成立，长为完室”。正是这种白手起家、重振家业的经历，使他深刻理解家族凝聚的重要性。
仲邦文联合其族弟仲邦誉（文滨后裔。字孚万）、仲大量（文汉后裔。字尔雄）、仲邦万（邦誉胞弟。字以贞，国学生员，候选州同知）等人，深刻意识到必须通过重修族谱让“涣者萃之，疏者亲之，绝者续之，伪者辨之”。
为确保族谱的客观性、质量和社会声望，族人请来了康熙三年进士、曾任浙江提学的泰州人陆舜。他曾拜谒仲子庙，有诗云：“夫子祠堂逐水开，当年吾道未蒿莱。几家无恙儿孙在，百世闻风后学来。湖曲抱山山抱树，稻田通水水通埃。森森松柏留烟火，惆怅宫墙数尺颓。”他不仅是学问渊博的学界领袖，而且与仲氏“旧有婚媾之好”，对仲氏家族情况有一定了解，是理想的主编人选。
陆舜接受重任后，展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询之族人，访之耆老”，进行了扎实的调查。在编纂过程中，他确立了清晰而严谨的收录原则：
“其在卞与任者，宗子必录，重祖祀也”：对于山东祖地（卞邑、任城），只重点记录主持祭祀的一脉，避免世系过于庞杂。
“其在苏者，由子宣公溯而上之，第录其一脉相传”：对于苏州吴江本支，只记录与迁泰始祖仲子宣直接相关的直系祖先，明确了世系主线，突出泰州-如皋支系的独立性。
“其在泰与皋者，则遍搜博采，无不备录”：对于泰州、如皋本支的族人，则进行全面普查，“畴非吾族不敢遗也”，力求将当地所有族人都收录入谱，体现“收族”的根本目的。
在内容编排上，这次修谱实现了重大突破。除了核心的世系图传，还增加了山川、图像、典礼、文章等门类，使族谱的功能从单纯的血缘记录，扩展为集地情、文化、礼仪于一体的综合性家族史志，大大提升了其文献价值和文化内涵。
陆舜在编纂过程中始终秉持“信者传之，疑者阙之”的求实原则。对于确有证据的，予以忠实记录；对于道听途说或无法核实的，宁可空缺，也不妄加揣测。对于当时“流寓他方与咨访未及者”，他坦诚说明，“姑以俟诸后之君子重为修补”，体现了严谨的史德和负责的态度，也为后世续修留下了空间和方向。
整个修谱历时两年，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大功告成。
四、父子接力
雍正二年（1724年），仲子第64代孙仲素（邦文次子。字太素，又字洛英，号芍坡，又号茗叟。泰州府庠生）的业师王晋原（字雪樵，雍正癸卯恩科解元）北上参加会试。途经山东济宁仲家浅村时，特意停留拜谒仲子庙，并获得了仲子第63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仲承述（字麟舟）的接待。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王晋原得以详细阅读《仲里志》。
夏末，王晋原从北京返回泰州，仲素为其接风洗尘。席间，王晋原详细讲述了山东之行的见闻，特别是阅读《仲里志》的收获。仲素听后非常高兴，当即拿出自家的族谱，恳请老师结合在山东的见闻，为新谱作序。王晋原在序中系统地阐述了自仲子至南渡的源流，明确指出：“迨高宗建炎戊申间，四十九代孙益庵公扈驾南渡，累官学士，遂籍吴江，而仲氏之支自兹南矣。”
乾隆三年（1738年）秋，仲素回到原籍如皋西场，与族中骨干聚会。参与者包括族叔仲邦万（以贞）、仲大量（尔雄），族兄仲之翰（邦誉长子，字墨林），族弟仲之珍（大量长子，字宝三）、仲之琮（邦万长子，字苍璧）、仲之立（邦誉次子，字安礼）、仲之璜（邦万次子，字渔滨）等人。众人感慨“族姓繁昌，较之康熙戊寅岁延请督学陆公增修族谱时又迥不侔矣”，族人“绳绳绵绵，纷然散处”，世次核查已十分困难。翌日，仲邦万“召庖人，具壶觞，广集族众，商度举行”，结果“靡弗踊跃欢忻，各愿输金协助”。会议公推仲素担任纂修。
仲素再次请来老师王晋原等学者协助，“广搜彩，朝夕校订”。他们的工作原则是“自卫公而下，由卞而任、而苏、而泰，六十馀世，遵旧益新，支分派析，较若观眉”，并“正其讹舛，收其散失”。
这次修谱与西场仲氏家祠的建设同步推进。家祠原为63代仲士明（字尔敬）故居，其妻邱氏在夫逝子亡后，慷慨“施为家祠”，族人“廓而大之”。乾隆四年（1739年），家祠告竣，扬州知府、至圣后裔孔毓璞特题“祖述山东”四字匾额，点明了家族的源流所自。家祠建筑格局规整：坐北朝南，对面是牌坊。进大门后，先是仪门，两侧是西庑、东庑；继而是享殿，两侧为书房、神厨。最南端为寝殿。中设先贤仲子灵位，左为49代仲基灵位，右为56代仲子宣灵位。这种布局既体现了传统的宗祠建筑规制，也通过神位的摆放，清晰地标示了家族从山东到吴江再到泰州的迁徙谱系，使祠堂本身成为一部立体的族谱。
经过三年细致的编纂校对，乾隆七年（1742年）冬，新谱终于告成。仲素在序中欣慰地写道，后人可以“上下二千馀年，一展卷而支派不紊，品谊文章昭然可考”，并认为此皆“此日重修之所致也”。祠谱同修，相互印证，极大地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左右，仲素的次子仲鹤庆（字品崇，号松岚，乾隆甲戌科进士）因父亲去世，丁忧家居。期间，仲鹤庆追思先父修谱之劳，发现又过去了近二十年，“子孙之繁衍不可胜纪”，深恐族谱再次散涣，于是决心利用守孝之期再次主持修谱。他感叹“人生暇日无多，关大义者当及时为之”。
在编纂过程中，仲鹤庆“丹车来往，以访遗逸；属户斋居，以清世次”。他亲自走访调查，闭门核对世系。谱中“礼乐、文章，悉遵旧制，间有增减，绝无歧异”。他还首创为家族中德行卓著、功名显赫者单独立传，“盖闻微显幽史氏之任，家与国一也，且可昭示后来，以为标式”，强化了族谱的教化与激励功能。
在此期间，仲鹤庆曾北上进京，途经仲家浅村，特意拜会了仲子第64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仲蕴锦（字絅文，号闇江，别字藿斋）。叔侄二人“考支派、叙世次，相谈甚欢”。临别时，仲蕴锦写诗相赠：“同源异派各分居，先祖祠前拜谒出。南渡衣冠随帝辇，北游剑佩上公车。龙岗紫雾来凫岭，汉水清流接泗渠。待得曲江春意满，花红十里照我庐。”这首诗既承认了“同源异派”的历史，也表达了“南渡北游”的现状，更寄托了“春满曲江”、家族昌盛的共同愿景，气氛融洽。
谱将成时，仲蕴锦从山东修书前来，表达了合编全国宗谱的意愿。仲鹤庆积极响应，“收取全本，以成合编”，将刚刚修成的、代表泰州-如皋支系最新成果的族谱全本，寄往山东济宁。
然而，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1774-1775年），由仲蕴锦次子仲耀涵主编的《仲氏家谱》最终刊行时，却未能收录西场仲氏族谱，不知何故。这一结果使得一次本可载入史册的南北合谱壮举功败垂成。在这个家谱中，仲氏南宗的始迁祖仲基的排行被篡改（本来，他是48代仲洁的长子，出嗣给伯父仲爽，被篡改为仲洁的次子，原本排行第四的仲虔被篡改为长子。而仲琪、仲祺被篡改为仲基的"族弟"）。同为49代仲基后裔的赣榆、沭阳两地仲氏，对此颇有微词。
五、屡挫屡奋
清代中后期，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大规模、有组织的宗族活动变得异常困难。然而，仲氏族人修谱的决心依然未曾动摇，只是过程更加充满艰辛与波折。
西场戚家庄的仲子第66代孙仲乾锡（文滨后裔。又名振铭，字右箴）挺身而出，肩负起续修族谱的重任。他孝行卓著，对家族事务充满热情，“倡修族谱，慨捐巨资”。然而，这次修谱活动最终却因事中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成为他终生的一大憾事。
仲乾锡未竟之志，由其曾孙、仲子第69代孙仲统儒（字廉臣，儒林郎，太学生）继承。仲统儒“性和善，多义行”，晚年“有鉴于斯，见支谱年久未修，旧存谱牒又如凤毛麟角”，遂将修谱视为头等大事。他“独出资延族子延生驻家祠，征集族中世系”，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摸底调查。这种聘请专人常驻家祠专职从事谱牒征集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修谱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投入的巨大心血。同时，他还“购上等纸墨值百馀金”，为日后印刷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经过不懈努力，仲统儒终于收集整理出了六本草稿，几乎涵盖了当时西场仲氏各支派的世系信息。这六本珍贵的草稿，为后续的修谱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天不假年。民国三年（1914年），仲统儒未能看到谱成便与世长辞。在易箦之时，他谆谆嘱咐其子：“而今而后，汝等务勉力将事，以竟先志。”表达了对未竟事业的深深遗憾和对后人的殷切期望。
其族弟仲统高（字汝怀，太学生）也曾参与修谱，同样因“襄助无人”，导致修谱事业“又中辍焉”。仲统高长子仲延礼（字子幹）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称此为“青年时所目睹而心伤之也”，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修谱事业的艰难处境。
尽管全族性的统修难以实现，但局部地区的修谱工作并未完全停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仲子第68代孙仲文涛（字秋江。其祖先61代国能，自西场迁泰州）作出了两项重要贡献。
首先，他在泰州城内元履坊陈家桥河西，出资创建先贤祠一所并住宅一所，立祠所旁，通而不连。这座仲子祠的建立，为当地族人提供了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凝聚族人的精神中心。祠内附祀清进士仲鹤庆暨子振履、振猷。
其次，他在同年修纂了《吴陵仲氏支谱》。这部支谱主要收录了泰州城区一带族人的世系，是特定区域内在困难时期的重要谱牒成果。这种在无法进行全族统修的情况下，先完成局部地区支谱编纂的做法，体现了务实的精神，也为后续的全族统修保留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六、民国谱成
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十七岁的仲子第71代孙仲萃（原名肇环，字佩珩。毕业于南通师范及如皋法政学校，历任戚庄、西场小学校长、教员，李堡、丁堰、苴镇、车马湖区助理员等职）在苴镇（今属如东）结识了乡贤葛凤清。葛凤清曾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担任泗水仲庙重修工程的“总司监督”。通过葛凤清的详细介绍，仲萃首次准确、系统地了解了山东祖庙的状况、北宗宗子的世系行派等信息。这次交流打通了中断多年的联系渠道，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族人照例在西场仲氏家祠举行祭祖仪式。此时，家祠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经过仲肇嘉（字书勋）等人主持的募资整修后，已"稍复旧时礼仪"，为修谱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活动场所。仪式结束后，仲萃将珍藏的仲统儒（字廉臣）遗稿拿出来供族人观览。五十三岁的仲延礼（字子幹，统高长子）仔细审阅后，认为草稿“世次虽全而体裁未备，不能曰谱”。但他同时也指出：“若照原稿不加损益，仿乐安任氏、亭林顾氏，名曰世系略，亦无不可。”
仲延礼的担忧不无道理，他警告说：“若此稿散失，则子宣公而下族广支繁，四百馀载之源流如何汇辑？千钧一发，在此一举，慎毋忽诸。”这番话既表达了对族谱散佚的深切忧虑，也反映出修谱工作的紧迫性。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族人仲肇文因事需要前往山东，仲萃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务必代表西场族人，正式展谒泗水祖庙，建立直接联系。仲肇文不负所托，在泗水受到了仲子奉祀官、71代仲肇璠的接待。临别时，仲肇璠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将《大宗谱》和《仲里志》作为礼物赠与西场族人；二是主动约定日期，表示将亲自南下如皋，联络宗谊。消息传来，“族人知者，佥谓‘此促成修谱之好机会也’”。
不旬日，仲肇璠果真携《大宗谱》来到西场。双方“两方校对，适相脗合，一脉相传，毫无差异”。
经全族大会议决，立即设立“西场支祠办事处”，作为修谱的最高领导机构，综理修谱编纂事宜。
会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由祠务委员会将仲统儒的原有草稿先行付印，分发到各门，由各门自行补充近况，然后交回办事处彙辑，最后将定本送到山东，续于全国宗谱。
当时主管祠务的仲萃雷厉风行，立即邀请仲延礼（字子幹）、仲肇嘉（字书勋）、仲肇城（字雲鹄，延礼长子）等族人，“漏夜整理，剋日付印”。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仲氏如皋西场支祠世系略》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面世。
仲萃在《发刊世系略缘起》中感慨地写道：“溯吾族由苏迁泰，绵延十馀世，各门繁衍，蔚成东、如望族。若令谱系长付阙如，岂不有数典忘祖之憾乎？”他明确指出，刊印世稿只是第一步，“尚望族人群策群力，踊跃进行，以期早日告成”。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党员仲肇锐（字敏之。其父仲延逵，字鸿渐，系仲统儒次子）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不仅协助修理西场宗祠，还撰序记述此次修谱事宜，展现了新时代族人参与家族事务的热情。
然而，历史的进程无情地打断了家族的宏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难。编纂全国统谱这项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宏愿，在历经艰辛、即将看到曙光之际，最终因抗日战事未果，功败垂成。
英勇的中国人民历经浴血奋战，1945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台湾、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参与民国二十五年西场仲氏修谱的仲延吉（又名民新，字蔼人）的大姐仲延康的长子魏建功受命前往台湾，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推行国语，为消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影响立下了至伟之功，对当今强化两岸同胞共同民族历史记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发起编纂全国仲子后裔统谱。仲子宣后裔积极响应，于2008年组成调查登记班子，按地区、支派进行入户登记，栉风沐雨，不辞劳苦。仲子第72代孙、海安西场的仲跻和（文洋后裔）主动给予资金支持。子宣祖后裔支谱于2014年率先完成编纂并颁发。在此期间，仲跻和于2013年5月当选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在他的带领下，全体仲子后裔共同努力，于2023年完成了全国仲子后裔统谱《仲子世家谱》的编纂。
南宗子宣祖后裔族谱的编纂史，展现了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修谱活动始终与国家的治乱兴衰紧密相连，国家安定则谱事兴，战乱频仍则谱事废。
其次，修谱不仅是家族内部事务，往往借助外部文化名人的参与来提升其学术性和公信力。
第三，族谱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从单纯的世系记录发展到集历史、文化、礼仪于一体的家族史志。
第四，修谱过程体现了锲而不舍的家族精神。纵使屡挫屡奋，先辈遗志与后昆承继始终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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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1-23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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