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代大宗子仲国使、仲国聘兄弟身世之谜？？

仲氏二舍人是谁？就是四十三代大宗子仲国使、仲国聘兄弟。
《舆地纪胜·卷四十三》载：凤凰河：在兴化，以仲氏两舍人世掌丝纶得名。
又载：仲氏二舍人为宋太祖近臣，仲氏死于兵，宋太祖以银装首葬之，为作疑冢十余处。
嘉靖《兴化县志》亦载“凤凰桥在县北三十五里，以仲氏两舍人世掌丝纶，故以凤凰名其河，又名其桥”。
那么仲氏二舍人到底是谁？有人说是仲国聘、仲国使兄弟，但之前没有证据。
现在有证据了：
族谱记载大宗子仲子陵独子叫仲文，但通过《新唐书》《仲子陵墓志铭》《全唐文》《唐嗣郢王李佑墓志》等可知，仲子陵独子名叫仲无颇（族谱记为仲文），弘文馆学士、历任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郎中史馆修撰、上柱国，是唐嗣郢王李佑的外甥。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的《答问》篇。原文是：“舍人秩五品，为两省清望官，故学士叙迁必历此阶，非兼掌外制，亦非由内制改外制也。”
依唐制，弘文馆学士多从中书舍人、起居郎等清要官中选拔，其迁出亦常历中书舍人等阶。
从“世掌丝纶”分析，仲氏二舍人为中书舍人，而仲无颇的弘文馆学士升迁也恰巧必经中书舍人一职。且唐末五代中书舍人一职多为清流世家担当，所以就有多个世掌丝纶世家的记载。而礼学大家仲子陵、弘文馆学士仲无颇是仲氏在唐中后唯一一支清流世家，且仲氏二舍人距离仲无颇仅有几十年。所以仲氏二舍人只能是李唐外戚上柱国仲无颇的后代。
另外仲氏二舍人留在仲家寨守墓一脉后代49世道元、50世：世恩、世英、世才、世新、世宝，辈分与仲基一脉50世一致，所以应当是主脉近支。
所以仲氏二舍人是仲国聘、仲国使，从世系上也是对得上的，确实是仲子陵、仲无颇（仲文）的后代。

仲无颇，弘文馆学士、上柱国，仲子陵之子，唐宗正嗣郢王李佑之外甥，历任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郎中、史馆修撰[1]。
唐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之期，王璠子遐休，直弘文馆，所善学士令狐定及刘轲、刘軿、仲无颇、柳喜集其所，皆被缚。定等自解辩得释。遐休诛[2]。
会昌五年，唐宗正嗣郢王李佑薨，仲无颇作墓志并序。
[1] 载于《唐故宗正卿致仕嗣郢王墓志并序》
[2] 载于《新唐书·王璠传》

仲无颇《气球赋》（以“圆实之形可贵”为韵）
气之为球，合而成质。俾腾跃而攸利，在吹嘘而取实。尽心规矩，初因方以致圆；假手弥缝，终使满而不溢。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
时也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
可转之功，混成之会。虽无侣而是匹，谅有皮之足贵。傅毛非取，奚资蔚矣之文；实腹可嘉，且养浩然之气。
观夫浑兮无覆，瑰若有形。方劳击触，曾匪遑宁。其升木也，许子之瓢始挂；其坠地也，魏王之瓠斯零。惧欲挤于沟壑，将不出于户庭。
智不待乎扃锁，妙乃存乎苞裹。坚强斯致，虽吐纳之在君；蕴蓄为功，信盈虚而自我。念修完之是急，如穿凿之忘可。
勿怀弃掷，委质操持。舍之则藏，岂凝滞之兴诮；苏而复上，犹轻举之可思。彼跳丸之与蹴鞠，又何足以加之。
[1] 载于《全唐文·卷七百四十》

仲无颇《唐故宗正卿致仕嗣郢王墓志并序》
外甥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郎中史馆修撰上柱国仲无颇。
王讳佑，字元吉。其先出自神尧皇帝第十八子，字元名，始封于舒，生二子。曰昭，曰亶。昭继代而立。天后朝遇祸，其国不嗣。暨中宗反正，兴灭继绝，得亶之子于民间，讳津，俾之嗣守，官至右威卫大将军。生世子，讳适，无禄短世。适生太子詹事，讳藻。好学乐善，与游甚高，德宗朝既嗣袭，与亲王同其国号，诏命改封于郢。王即詹事元子也。
始以门荫为千牛备身，调补兴元府西县尉、褒城县丞，廉洁公方，敏于从政。宪宗立极之初年，思古维城之义，凡嗣王国绝者，皆绍封。王始开旧国，拜简王府咨议，历恭府咨议，元寝令衡王府长史，优游散位，未尝以进取为心。俄拜左千牛卫将军，趋侍丹墀，既近且贵，交修职业。亟换星岁，无何，中飞语得罪，窜逐朱涯郡，滞留荒徽，推倚伏否泰之数无所介怀。既而天波昭洗，累迁安王傅，留司洛邑。年未期颐，道在止足，因上书乞骸骨。优诏许之，拜卫尉卿致仕，亦既得谢燕处，翛然以樽酒博弈自娱焉。知夫世事年华，如道飚石火之不留也。
会昌元年，上郊祀毕，加恩旧老，转宗正卿致仕。四年甲子十月戊子，寝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僦第，享年七十八。废朝一日，以明年二月丙申，竁于河南县之伊芮乡，从理，命也。
前妃范阳卢氏，先殁余四十年，假葬褒中，未克归祔。生一女，适南阳张准。后妃冯翊严氏，殁于东洛迨将一纪，今从鲁礼祔焉。生三女: 长适太原王丹，次适冯翊严洎，季适京兆田宪。
呜呼！ 以王之天潢，派分茅土，位重趋庭，禀训开国承家宜其子孙蕃衍，门户昌炽，而执丧无主，行路无哀，天之祝善何其盭也！无颇谬齿斑列，愧非宅相，执绵望断，援毫涕零，叙其徽奠，永识泉壤。铭曰:
惟天祚唐，帝系繁昌。
别子为祖，裂地封王。
慎固磐石，作为藩屏。
惟德与贤，改舒传郢。
王之嗣守，禀命益恭。
悬车告老，善始令终。
何谓臧孙，翻同伯道。
丧也无主，天乎不造。
洛城南下，宅兆载安。
全归幽穸，事已阖棺。
寿夭同尘，古今何有。
唯此贞石，可以长久。
会昌五年二月十九 □□书

　　明清以降纂修的家谱，多数经过程度不等的重构、拼合乃至附会。有的是文献失载后的合理追忆，有的则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攀附。最常见的操作，是把正史、方志中确有记载的人物拉入谱系，充作宗子或“闻达”，却对其里籍、行迹与谱系之间的抵牾避而不谈。有的人的名字甚至有伪造的嫌疑。这些操作未必都出于恶意，更多是宗族在明清时期争取祀典、族产与地方声望的现实驱动所致。
　　在没有古碑、没有墓志、没有告身履历一类共时性文献可供交叉印证的情况下，仅凭族谱与家志的内部对照，通常只能提出疑问，很难得出惊天动地的结论。墓志也未必完全准确，但至少与谱志分属不同的文献系统，可以彼此校验。
　　以《仲志》所载仲子世家第三十五代与第三十六代为例。
　　三十五代陵，习礼，自名其家，唐举贤良，擢为常侍。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业儒自守。开元七年，贺公知章令任城，见文而异之，询其家世之详，文具避兵迁任之始末以对。贺公叹曰：“以贤人之后，而流落吾邑，下同编氓，亦足慨也。”遂为建庙于横坊村，俾奉祀事，悉复其家焉。此任城庙祀之始，后人号为“中兴祖”。
　　这段叙述将家世、庙祀与官方认可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一旦引入可独立验证的史料，问题就出来了。
　　先说时间。“中兴祖”的叙事支点是开元七年（719）。按《卞里志》《仲志》的记载，这一年受贺知章接见的是仲陵之子仲文。家志又把“唐举贤良，擢为常侍”的仕历安在仲陵头上，而这套仕历取自唐代真实人物仲子陵。仲子陵生于天宝二年（743），卒于贞元十八年（802），逆推生年可知：开元七年仲文已能应对家世之时，被移植履历的仲子陵尚未出生，开元七年上距其出生尚有二十四年。仲文在719年已能对答家世，其父仲陵的活动年代理应更早；家志却让仲陵顶着二十四年后才出生的仲子陵的仕历，又让他充当开元七年已能对答者的父亲。代际与时间同时错位，这是整体嫁接留下的结构性断层。
　　至于“令任城”的是贺知章还是贺知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也不影响整体结论。
　　再看看世系衔接。族谱家志将“仲文”置于“仲陵”之下，构成“陵生文”的父子关系。但“仲陵”的履历取自仲子陵，而仲子陵之子在可考文献中名为仲无颇，唐文宗朝宏文馆学士，其活动年代距开元七年已逾百年。仲无颇既非开元间人，亦非“流落吾邑、下同编氓”的平民，而是一位有着明确官僚身份的人士。谱志把“仲文”安放在“仲陵”之下，却无法在仲子陵—仲无颇的可考世系中找到与之对应的位置。所以，不能将谱志上仲陵的儿子仲文等同于历史上仲子陵的儿子仲无颇。
　　窃以为，判断一段世系的可信度，不能以谱志叙述是否“自洽”或“完整”为标准，而必须将其中的人物、时间、职官、地望逐一置于可独立验证的史料系统中加以检验。而对于家谱文献，合理态度既不是一概否定，也不是照单全收，它的价值在于保存了明清仲氏宗族关于家族源流、庙祀起源、支系迁徙与地方记忆的晚期叙事，可以作为宗族史、地方信仰史与谱牒编纂史的材料来读，但不能当作信史。在没有共时性文献交叉印证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指出“谱志如此说”，而不能得出“历史如此发生”的结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任城（今山东济宁）未必是早期仲氏的唯一聚居地。那么，以任城仲氏为核心编纂的家谱，自然也不能被当作仲氏早期历史的唯一参照，更不能以任城谱系的世次排列去覆盖其他支系可能存在的不同记忆。

可以确定仲氏二舍人就是同样任过中书舍人的仲无颇的后代，但是如果就连仲氏大宗子世系都有误、名字不可信的前提下的话，那么仲氏二舍人仍然是不能给出名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