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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作为中国宗法社会绵延千年的核心载体，其意义远超简单的世系名录，是一部融合了家族记忆、文化认同、伦理规范与社会实践的复合文本。清代赣榆仲氏族谱的编纂，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肇始，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暂告一段落，跨越两百余年。既展现了传统士人在文化赓续中的自觉担当、卓越智慧与巨大牺牲，也深刻折射出宗族治理中理想与现实、公心与私欲、传承与断裂的复杂矛盾。系统梳理赣榆仲氏族谱跌宕起伏的编纂历程，深入剖析历代修谱前贤的具体做法、宝贵经验及内在困境，并直面后世的流变及异化，不仅能还原一段鲜活的民间文化实践史，更能为当代家族文化建设提供一面深刻而锐利的历史镜鉴。
一、开创与奠基
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对基层宗族组织造成了结构性冲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仲子六十三代裔孙、庠生仲遵孔在谱序中痛陈：“盖自明季时，既值壬午之大兵，复际甲申之鼎革，寇氛云集，烽火遍郊，栋宇图书悉灾回禄，而谱岂能独存？”战火兵燹使得数代积累的文献典籍毁于一旦，谱牒失修已达四十余年，家族记忆的载体与历史连续性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种文化危机感与“未尝不叹恨于其间”的焦虑，构成了赣榆仲氏清初修谱活动的原初背景和根本动力。
（一）开创之举
仲遵孔在“谱之全文不可得”的困境下，依托“祖之遗言”这一口述传统进行历史重建，精准锚定了赣榆仲氏的时空坐标与历史源流：“赣邑一支，始自宋时基祖扈驾南渡；及元季，淑诚祖官登州，我哲祖中道阻兵而宅赣。前后计之，先贤至我哲祖五十五代矣。”这一坐标的确立，为散乱的后裔提供了明确的时空归属感和历史纵深感，使得宗族认同重新具备了坚实的历史框架。
仲遵孔高屋建瓴地确立了修谱的核心宗旨与伦理价值。他明确指出，族谱的功能并非仅是“详宗支、誌名字”，其深层目的在于“动其孝友睦姻之意”，使后人明了“分之为各支异派、合之为一本同源”的辩证道理。他的实践目标在于“敬详其名字，别其支派，列之简编，传之奕禩”，最终使得“孝友睦姻之意自不觉油油然生矣”。这一定位，将族谱的功能从基础的世系记录，提升到凝聚宗族、教化伦理、塑造共同体意识的高度。他敏锐地警示，若无谱牒维系，将导致“世次紊乱，宗谊沦亡”，族人“几何而不下厮编氓乎”（即沦落为毫无历史与文化根基的底层流民）的可怕后果。因此，他的工作不仅是技术性的世系梳理，更是一次在文化废墟上进行的宗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塑与提振。这次修谱，为此后历次编纂奠定了“敬宗收族”的精神基石与价值导向，其开创之功，首在于此。
（二）内在局限
此次修谱本质上是一次“抢救性”工作，由于缺乏实物证据支撑，其世系记录必然存在大量空白和不确定性。仲遵孔也坦诚：“自谱之失也，故名、字多不得而知焉。”这种因史料绝对匮乏造成的世系断档（例如：“傑之后失名四代”，“艺之后失名三代”），成为后续修谱必须面对的“原始创伤”。他所建立的世系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代际口传的记忆，其准确性与完整性本身就需要后世严格的实证检验。
因此，这次修谱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在积极层面，它成功重新点燃了赣榆仲氏的家族集体意识，指明了文化复兴的方向，树立了精神旗帜；在消极层面，它也留下了巨大的考据难题和争议空间，使得后续修谱者必须投入更艰巨的努力进行核实与补充。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功，但其成果的初步性与不确定性，也预示了未来修谱道路的艰辛与复杂。
二、深化与挑战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沉寂与酝酿，赣榆仲氏修谱事业在乾嘉时期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折与深化。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仲子六十六代裔孙、庠生仲文甲。其修谱历程集中体现了清代考据学风气浸润下，民间修谱向实证化、系统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将家族公共事务中复杂的权力博弈、人性纠葛与理想主义者的悲壮色彩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实证精神的彰显
仲文甲的修谱动机，交织着强烈的孝道情感与文化使命感。其直接动力源于其父仲逢咏“每痛谱之不修、支派沦亡”的未竟之志与谆谆嘱托。在失怙之后，仲文甲于书箧中发现父亲手辑的本门支谱，“既睹手泽，如闻耳提”，立下了“如谱不成，是父之志不继也”的誓言，毅然将续修全谱的重担扛于己身。这种以“继志”为核心的孝道，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奉养，升华为对父辈文化事业和精神嘱托的继承，成为驱动他克服万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仲文甲的谱序记载了他的实证之路：“于是弃馆，北至登莱，南历扬沭，始详赣邑分支之世次。又于本邑访父老、考碑铭、稽神主，始详赣之三支之世次。”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不惜放弃赖以谋生的塾师职业（舌耕），亲身跋涉，足迹北至山东登州、莱州，南至江苏扬州、沭阳。他综合运用了口述史（访父老）、金石学（考碑铭）和民俗学（稽神主）等多种考据方法。这一工程从乾隆己亥（1779年）持续至嘉庆壬戌（1802年），凡廿四载，其坚韧毅力、巨大付出与实证精神，共同铸就了家族文化事业的不朽脊梁。仲文甲的祖父仲悟，曾率族人建立赣榆仲子庙，并热心公益事业，可见其求真务实、担当奉献的家风传承。
仲文甲在谱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修谱的伦理原则与刚性边界：“集小心存公道，求无愧于祖宗焉耳乎。所以乞养不登，冒姓不录，花生必辨。如此其严者，诚以他人不可乱我宗牒也。”“乞养”（抱养子）、“冒姓”（改姓依附）、“花生”（私生子）等问题，是传统族谱编纂中最敏感、最易引发矛盾和舞弊的领域。仲文甲坚持“严辨”原则，旨在维护血缘世系的纯洁性与谱牒作为“信史”的神圣性。这深刻反映了清代宗法制度的严格性，其背后是对家族血统纯正与文化正统性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作为修谱主事者的原则性与道德勇气。
（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然而，仲文甲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实证实践，在盘根错节的宗族现实利益与人际关系面前遭到了挑战。其倾注二十四年心血的修谱事业，最终未竟全功，谱稿未能刊行。其长子仲贻朴向后来的修谱者仲统钦痛心地倾诉：“而族之好事者，竟媒蘖其短，睚眦其辞，是以沮而未竟，珍重藏之，不敢轻以示人。”“媒蘖其短”指捏造罪名，进行诽谤；“睚眦其辞”则形容怒目相视，恶语相向。这寥寥数语，揭示了修谱事业中的阴暗面：秉持公心的操持者不仅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反而因触及某些族人的既得利益，或因坚持原则而得罪于人，受到“好事者”的恶意诽谤和公开敌视。
这一现象揭示了家族公共事务中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修谱作为一种集体性文化工程，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再确认与再分配过程。编纂者坚持原则、秉笔直书，必然会与欲获取宗族内更高地位或资源的族人产生尖锐冲突。这使得修谱从纯粹的文化事业，异化为一场微妙的权力博弈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考验。仲文甲的学术严谨与道德操守，在现实的人际倾轧与非理性攻击面前显得如此脆弱。这充分说明，即便是宗族内部，要实现纯粹的公益，也步履维艰，理想主义者的孤勇往往需要付出惨痛代价。仲文甲虽“贫甚，不致冻馁者，赖舌耕而已”，却为修谱“弃砚田，勤寻访，触风雨，忍饥寒”，最终换来的却是事业受阻、心力交瘁，其境遇令人唏嘘，也警示后人宗族事业的复杂性。
（三）踵事增华与精神共鸣
仲文甲未竟的事业，最终由仲子六十九代裔孙、左庄村仲统钦接手完成。仲统钦“受而阅之，于参伍错综中寻其坠绪，加以详徵”，历时五载（嘉庆壬申至丙子，1812-1816年），又经“数年间审之又审”，才将谱牒编纂成型。道光辛丑（1841年），因修理祖庙，仲统钦再次接续谱牒，体现了其将修谱视为长期责任的态度。他的工作，是对仲文甲遗留草谱的整理、核实、编次与完善，是典型的“踵事增华”。他“始叹曩昔文甲祖之用心良苦也”，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继承，更是对前辈精神的理解与共鸣。此次修谱的成功，是一次成功的代际接力，它证明，家族文化的传承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仲文甲的付出虽在当时未结硕果，但其精神与资料积累，为后来的成功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石。这也表明，在宗族事务中，个体的挫折未必是事业的终结，只要精神火种不灭，资料得以保存，总有后来者能接续前行。
三、纷争与整合
步入晚清，社会动荡加剧，赣榆仲氏的修谱活动却更趋频繁，并与修缮祖庙等宗族工程紧密交织。这一时期，以监生仲统任和廪生仲贻晜为代表的修谱实践，将编纂族谱的技术细节、组织协调的复杂性以及宗族管理的现实矛盾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仲统任的体系化探索与审慎原则
光绪八年（1882年）春，仲子六十九代裔孙、监生仲统任再次发起修谱。他敏锐地指出了前谱在体例上的缺陷：“载考家乘，俱系通谱，未曾世系，殊觉支派尚欠清楚，村落亦未注明，阅者未免茫然。”他追求的是更高的实用性和清晰度，因此提出了编纂革新方案：“惟于应分者分之，应系者系之，由某处徙某庄详载之，庶不致展卷踌躇，端倪自了如指掌。”这表明族谱的功能已从基础的世系记录，向更精细化的家族人口地理分布与管理工具演进。
在实践中，仲统任也面临着与仲文甲相似的困境：“无识者掣肘，好事者訾议”。但他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策略，通过“劝修祖庙”这一具有感召力和实际功能的活动，将修谱与修庙工程绑定，“再历赣境加以劝惩，始顺从焉”。这反映了晚清宗族活动中，物质性建筑（祖庙）与文献性工程（谱牒）相互促进、相互借力的鲜明特点。修建祖庙能直观地激发族人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更容易凝聚人心、筹集资金，从而为难度更大、更易引发争议的修谱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种将文化认同物化，并通过公共工程整合族众的高超实践智慧与组织艺术。
仲统任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处理失考世系这一难题时所秉持的审慎原则。他详细罗列了诸多失考支派，如“西朱堵江与学伦，云系二支六十代侃之后；黄庄湘一支，云属二支六十代佩之后；小林头殿侯一支，云是二支六十一代应瑞、应琏、应瑸三公裔”，以及“祖属赤涧之学成、迁居赤涧之俊暖、大沙河之钦、韩家口良材、上林兴、大坊礼，与住西朱堵印五、青口河南国章、国轮”等众多“所系何支，俱失记焉”的族人。对于这些仅有口头传说而无法确证的线索，他采取了存疑待考的审慎态度，“的系未稔，何敢妄属？”仅将其列入“附叙”而非强行接入主系。在追求世系完整性的强大伦理压力下，他毅然坚守了历史真实性的学术底线，宁愿保持家谱的“不完美”真相，也不愿进行无证据的牵合附会。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审慎与诚实，是对仲文甲实证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清代赣榆仲氏修谱史上一个闪光的节点。
（二）仲贻晜的批判性继承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仲氏族人完成了赣榆仲子庙的增修工程，仲子六十七代裔孙、廪生仲贻晜开始对仲统任的谱稿进行修订。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撰写的谱序中首先阐述了修谱与修庙的辩证关系，认为“谱不世系，无以联一脉；庙任倾颓，何以赉思诚”，两者同为“敬祖睦宗”不可或缺的一体两面。其次，他记录了修庙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筹措、人事管理等现实难题，并对仲统任“即惩即劝”的刚性管理方式提出了委婉而中肯的批评，认为这会导致“众叛亲离”，“非惟于事无济，且失睦族意”。这深刻揭示了宗族活动必须平衡原则刚性与人情柔性的复杂领导艺术，单纯的强硬或放任都难以成事。
仲贻晜对仲统任谱稿的质疑与改造颇具技术性。他批评道：“细阅统任所系之谱，未见阙疑，焉能存信？”随后，他提出并实施了一套更为系统、严谨的编纂体例，对名字缺略、迁徙、无后、中止等情况都规定了标注方法，力求“纵万派纷若，而一目了然”。这套方法增强了谱牒的系统性与可读性。
在处理最棘手的失考支系问题时，仲贻晜摒弃了仲统任审慎的“附叙”二字，认为“不敢从同”。他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在无法确证的情况下，若失考支系的“字行有与长、次、三支之先人字行代数相同者，即各归于三支之后，另以数语弁之”。这种方法，在主观上是希望“以见一本散为万殊、万殊仍归于一本之意”，力求世系的视觉完整与伦理圆满。但这种基于“字行相同”的归附，本质上仍缺乏坚实的实证支持。后世之人更加以曲解，认为当证据不足时，可以依靠推测和比附来“完善”世系。这与家谱所追求的“存信”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悖论。
（三）深层遗憾与后世流弊
受历史条件与编纂理念所限，仲贻晜最终修成的家谱，主体仍是世系图，未能广泛收录族人的详细信息（如生平、事迹、婚配、墓葬等）。前代信息因年湮代远而缺失，尚可理解；但对当时健在族人的详细信息未能进行系统采访登记，则是一个显著的遗憾。这反映了当时对族谱功能的认识仍偏重于世系传承，而忽视了其作为社会关系与个体生命史的记录的更广阔价值。族谱的价值不仅在于“系”，更在于“传”与“志”。放弃对当代详情的采集，会使家谱的历史社会学价值大打折扣。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在信息采集手段落后、交通通信不便、教育尚未普及的晚清社会，能将世系脉络梳理至此已属不易。
令人惋惜的是，一百多年后，时代已极大进步，信息采集与处理能力已非昔日可比，赣榆仲氏续修全县性的家谱，却依然沿袭了仅用世系图的简略模式。这不仅是对前人所限的无意识继承，更是一种在条件改善后仍自我设限的主动退步，未能充分发挥当代修谱记录更丰富家族信息的潜力。
更严重的是，在没有任何坚实证据的情况下，后人竟将大量失考支系直接接入家谱中已失考的祖先名下。这种做法虽然表面上实现了世系的“完整”，但违背了客观规律与史实，破坏了原有的血缘、亲疏关系。当“追求世系完整”的伦理诉求压倒“尊重历史真实”的学术规范，并获得了看似“合理”的方法论支持后，“实事求是”的修谱初心便被彻底抛弃。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实践的复杂性与某种意义上的“异化”：后人不仅未能继承前贤的审慎精神，反而将其曾竭力防范的流弊变成了现实。
四、从协作到割裂
历史的辩证发展，不仅体现在同一时期成就与问题的并存，更体现在不同时期实践方向的巨大转折与价值异化。对比晚清与当代赣榆仲氏在更大范围谱牒编纂中的态度与行为，这种反差所带来的启示尤为沉痛。
（一）晚清的“顾全大局”与开放格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仲氏翰林院五经博士府倡导编纂统谱，赣榆仲兆官、仲兆璧等人历时数月，把赣榆谱送去山东济宁合谱。这一行为，是清代赣榆仲氏修谱史上“合之皆一本同源”宗旨的崇高体现与最终实践。它主动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将家族文化认同提升到更广阔的“天下仲氏”层面，是家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辉煌彰显。这需要当时的主事者具备超越地方利益的博大视野、文化自觉和无私奉献精神。这标志着清代赣榆仲氏在族谱编纂的宏观格局上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其“顾全大局”的思想值得后世敬仰。
（二）当代的“画地为牢”与“修谱特权”
然而，时至今日，赣榆仲氏在修谱工作上却呈现出令人瞠目的现象。在当代全国仲子后裔编纂《仲子世家谱》这一更大文化工程时，赣榆竟然有一批族人声称“不与全国合谱”，认为“修好本村、本地的家谱即可，全国合谱没有意义”。这种做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倒退与自我封闭。它主动割裂了家族数百年来努力维系的整体联系，削弱了共同的文化归属感，使家族从一个开放的、追求精神认同的“文化共同体”，滑向一个画地为牢、注重现实利益计算的“利益小团体”。这是狭隘地域观念对家族整体性的撕裂，与清代前贤的格局形成天壤之别。
更为畸形的是，有的人因为自己或先辈主持了上一次的修谱，便自认为自己拥有延续修谱的“特权”，到了续修之期，仍抱有垄断思想，认为修谱只能由其牵头主持，其他人没有资格；未经他允许，其他人不能修谱；即使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宁可搁置不修，也不愿让其他人牵头和参与。这种“特权”思想，是公共事务中权力私有化的典型症候。它将服务于全族的公益事业，彻底异化为个人或小群体垄断文化资本、维系话语权力、满足个人虚荣心的私有工具。这与当年诽谤、阻挠仲文甲的“好事者”在逻辑上同构，都是将个人利益、虚荣和掌控欲凌驾于家族整体利益与文化传承之上。它直接导致了事业的停滞、人才的压抑和共同体的内部分裂，与前贤“敬宗收族”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编纂族谱，本质上是接力传承、集体协作的事业，绝非某一家庭或小群体的专利，需要的是“一盘棋”的大局观。
五、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回顾清代赣榆仲氏绵延二百余年的修谱史，其过程充满了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二者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实践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传承与组织实践的丰富思考。
（一）宝贵经验
强烈的文化自觉与历史责任感是根本动力。驱动历代修谱者的核心力量，是对家族文化传承可能断绝的深刻危机感，以及“舍我其谁”的士人担当。从仲遵孔的“叹恨”于谱牒失存，到仲文甲的“弃馆”寻访，再到仲统钦的“审之又审”和仲统任的不畏“訾议”，无不体现此点。这种源于内心的文化使命感，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源泉。
不断深化的实证精神与科学方法是质量保障。从仲遵孔依赖口述传统，到仲文甲的实地走访、考稽碑铭神主，再到仲统任、仲贻晜对体例的系统化设计与考辨，清晰地展现了一条民间文化活动在学术风气影响下，不断走向实证化、科学化的演进路径。尤其是仲文甲、仲统任所坚持的审慎考据与“疑则存疑”原则，是谱牒能够成为“信史”而非“伪书”的生命线。
代际接力与集体协作的传承模式是成功关键。修谱绝非一人一世之功。从仲文甲到仲统钦，从仲统任到仲贻晜，乃至修庙过程中的兆官、敦五等人，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家族文化接力赛。其成功不仅有赖于核心人物的主导，也依赖于一个无私奉献、胸怀全局、能力互补且善于协调的团队。
（二）深刻教训与反思
“实事求是”与“伦理圆满”的永恒张力需理智平衡。这是贯穿修谱史的核心矛盾。仲统任的“附叙”与后世的“强行接续”，代表了处理历史缺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事实证明，任何为了形式完美和伦理慰藉而牺牲历史真实性的做法，都会对谱牒的信用根基造成毁灭性损害，并开启随意附会的恶例。当代修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宁可留白存疑，也不可妄续欺世。这是对先人最大的尊重，也是对后人最基本的负责。
公共事务中的权力异化与内耗需机制防范。“特权”思想与“好事者”的阻挠是古今通弊。它揭示了人性中的惰性、虚荣与权力欲如何侵蚀乃至摧毁公益事业。建立开放、民主、透明、基于能力和奉献而非资历或血缘的现代组织运作机制，是克服这一顽疾的唯一途径。必须打破“谁修谱，谱就属于谁”的封建私有观念，从制度和文化上确立谱牒是全族共同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
从“文化共同体”滑向“利益共同体”的风险需高度警惕。当“不与全国合谱”的狭隘地域观念取代“顾全大局”的开放精神时，家族便从一个追求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崇高共同体，滑向一个画地为牢、注重现实利益计算的功利性小团体。这警示我们，家族文化的建设必须始终以提升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为核心，必须旗帜鲜明地警惕和反对其工具化、世俗化和狭隘化。家族凝聚力，归根结底源于文化的向心力和精神的感召力，而非地缘的封闭性或利益的捆绑。要从整体着眼，从全局考虑，树立大局意识和整体思维，不能搞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
结语 清代赣榆仲氏族谱的编纂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它既有在文化废墟上重建的悲壮开拓，也有实证求索路上的艰苦卓绝；既有代际接力的感人佳话，也有人事纷争的无奈困扰；既有体例技术上的持续革新，也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的两难抉择；既有晚清时期顾全大局、融入统谱的开放胸襟，也衍生出当代画地为牢、垄断“修谱权”的狭隘观念。其最宝贵的遗产，是两百余年漫长过程中所彰显的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在困境中不懈努力的韧性，以及“敬宗收族”的理想与复杂现实之间的不断碰撞、调适与深刻反思。
面对当代修谱中出现的割裂、特权与封闭现象，重温和辩证地解析这段历史，其核心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清醒的警示：族谱的生命力在于其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与广泛的公共性，家族的凝聚力源于其开放包容的胸怀与超越功利的文化性。先辈们如仲文甲，可以为此弃馆舍业、南北跋涉、忍辱负重；如仲统任，可以为此坚守原则、不畏人言、审慎存疑；如仲兆官，可以为此顾全大局、千里送谱、融入统谱。而今人若固守于一村一地的私利，沉溺于对“修谱权”的把持，则不仅是数典忘祖，更是对历代前贤心血、精神与格局的背叛。唯有秉承“实事求是”的初心，超越地域与权力的狭隘局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更加开放、民主、科学的态度对待这项事业，才能真正延续先辈的宏愿，使家族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健康的生机。这不仅是对赣榆仲氏前贤的最好告慰，也是所有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群体应当汲取的深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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