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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迹]
“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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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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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24 18:46
“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考
柏俊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子路问津之事,《论语》《史记》等书均有记载。然“津”在何处? 历来分歧较大,有武汉新洲、山东鱼台县桀溺里、河南柘城县刘家沟、河南罗山县子路镇子路湖畔、河南新蔡县关津乡等多种说法。仔细分析现有文献,武汉新洲区的说法比较可靠。在今武汉新洲区座落着一座古老的问津书院,为我们研究“津”在武汉新洲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研究《论语》、孔子行迹均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子路; 问津; 武汉; 新洲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3492(2014) 05 - 0078 - 07 [收稿日期] 2014 - 03 - 01
[作者简介]柏俊才,男,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国学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历史文献与文学。
[基金项目]2012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湖北书院史研究”(NCET - 12 - 0874) ;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湖北问津书院研究”。
根据《论语》与《史记》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途径楚国时曾迷路,便派子路问津,这就是著名的“子路问津”事。那么,“津”在何处?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讨论非常多,分歧也颇大。有武汉新洲、山东鱼台县桀溺里、河南柘城县刘家沟、河南罗山县子路镇子路湖畔、河南新蔡县关津乡等多种说法。“子路问津”处究竟在何处?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孔子生平事迹研究、《论语》研究,以及问津书院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现有资料,试考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去叶反于蔡”与问津事无涉辨
“子路问津”之事,最早记载见于《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1](P184) 。“津”在何处? 《论语》未及言明,故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汉代郑玄注曰: “津,济渡处也”[2](P1929) 。这实际上是诠释字义,并未言明地理位置。
《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2](P1928) 此虽未说明时、地,但为”子路问津”划定了一个大致范围,即“去叶反于蔡”。具体时间在何时,未有文献记载,但我们大略考知。“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2](P1930)“吴伐陈,楚救陈”之事在鲁哀公六年(前489),“(哀公六年) 吴伐陈,复修旧怨也。楚子曰: ‘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陈,师于城父”[3](P1739) 。由鲁哀公六年(前489) 逆推三年,则孔子“去叶反于蔡”的时间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
《史记·孔子世家》在“去叶反于蔡”上文所载之事实,可考者有在哀公五年(前490) 者: “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去叶,反于蔡。”[2](P1928) 这段文字,除“自蔡如叶”、“叶公问78政”外,其余事《左传》均有记载。蔡迁州来在鲁哀公二年(前493) 十一月,“蔡昭公将如吴”、“公孙翩射杀昭公”事均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正月,“楚侵蔡”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夏季,“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前490) 。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事以时间先后为序,绝不可能出现像《孔子世家》这样先记鲁哀公五年(前490),后记鲁哀公四年前491) 之事的这种现象。因此,孔子“去叶反于蔡”的时间不可能在鲁哀公四年(前491) 。
考察《史记·孔子世家》“去叶反于蔡”上下文,有时间可考者均为记孔子在蔡国之事。“去叶反于蔡”上文记冉求相鲁与孔子自陈迁于蔡二事。冉求相鲁之事,《史记·孔子世家》云: “秋,季桓子病……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 ‘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 ‘则谁召而可?’曰: ‘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2](P1927) 季桓子卒,以及季康子立是在鲁哀公三年(前492),此年冉求应季康子之召,前往鲁国担任相位。“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2](P1928) 。冉求于鲁哀公三年(前492) 相鲁,第二年,即鲁哀公四年(前491),孔子自陈迁于蔡。
“去叶反于蔡”下文有时间可考的是“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2](P1903),前文已考在鲁哀公六年(前489) 。自鲁哀公三年(前492) 至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在蔡国三年,正好符合《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迁于蔡三岁”的记载。
鲁哀公三年至六年(前492—前489) 三年间,孔子有没有可能“自蔡如叶……去叶,反于蔡”[2](P1928) 。回答是否定的。
叶(今河南叶县旧县乡) 是楚国实权派大夫叶公诸梁的封地,楚、蔡素来积怨很深。蔡是周武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建都于蔡(今河南省上蔡县),史称上蔡。在楚的武力扩张中先变蔡为自己的附庸国,继而一举歼灭。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周成王时叔度之子平侯复国,迁都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史称中蔡。鲁定公四年(前506 年),蔡联合吴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 大败楚师。为了复仇,楚国养精蓄锐,于鲁哀公元年(前494) 联合陈、随、许等国攻打蔡国,蔡败降楚。楚国要求蔡迁都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蔡答应后楚退兵。既而蔡后悔,寻求吴国帮助。吴国让蔡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成为自己的附庸国。鲁哀公二年(前493) 十一月,蔡迁都州来,隶属于吴,史称下蔡。得知蔡背信食言的消息后,楚国恼羞成怒,重整旗鼓,于鲁哀公四年(前491) 夏季攻占蔡都新蔡,将蔡国百姓迁往楚地负函。楚惠王四十二年(前477),楚国攻占州来,灭蔡。鲁哀公三年至六年(前492———前489) 间,孔子在下蔡。此时楚、蔡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的程度,肯定限制二国人员往来。孔子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穿越蔡、楚边境到达楚国叶邑,又何必再次犯险,越过楚、蔡边境,从楚国叶邑返回蔡国呢? 于情于理是讲不通的。在诸侯兼并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想入非非,认为孔子可以在楚、蔡二国自由出入,方入无人之地。而且从孔子的行踪来看,离开蔡国后,再也没有返回蔡国。退一步讲,孔子确实有可能在此时往来于蔡、楚间。古代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道路四通八达,蔡、楚间的官道只有一条。“自蔡如叶”是去程,未有“问津”;“去叶反于蔡”是回程,反而“问津”,这很难令人置信。
综上所考,笔者疑“去叶反于蔡”五字为衍文,与孔子行踪不合,当然就与“子路问津”事无涉。若以此来考证”子路问津”之所在,势必误入歧途。
二、前贤“子路问津”处诸说辨误
“子路问津”事见《论语·微子》,笔者试图通过《论语》的注释及相关著作寻求“津”之所在。笔者查阅了《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有关《论语》的一百零五部著作,发现古人在对“津”的解释有二种看法,一是继续沿用郑玄“津,济渡处也”的说法,一是异口同声认为“津”在叶县(今河南叶县旧县乡) 黄城山。
所依据的材料只有一个,那就是《括地志》: “黄城山,俗名(苦) 莱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圣贤冢墓记》云: ‘黄城山即长沮、桀溺(所) [耦]耕处,下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也’”[4](P160)。《括地志》一书已佚,均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得以保存,子路问津处条也不例外。
《括地志》原文已不存在,其原貌不可得,记载的真实性也难以考实。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把原来贞观时的地名换成开元时的名称; 宋人征引《括地志》,又把唐代名称改成宋朝的称呼。在这种改变称谓的过程中,本来就容易出错。更为关键的是,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是从需要出发,有删节不当,或过于省略的情况,甚至在引《括地志》文中夹引他书,与自己的按语牵连在一起”[4](P3) 。这样一来《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的可信性大打折扣,今人周录祥校录《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错讹处十九条[5](P20),李南考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错讹处数百条[6](P130) 。其所引《圣贤冢墓记》一书早佚,真伪莫辨。《水经注》引《圣贤冢墓记》云: “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7](P733)。《太平寰宇记》引《圣贤冢墓记》云: “南阳叶县方城邑西,有黄成山,即長沮、桀溺耦耕处。下有东流水,即子路问津之所。”[8](P184) 二书所引《圣贤冢墓记》与《史记正义》所引文字略异,《史记正义》所引无“南阳叶邑方城西”七字,《太平寰宇记》与《水经注》所引有“南阳叶邑方城西”七字,然一作“叶邑方城西”,一作“叶县方城邑”,不知应以何者为正。对“子路问津”一事,张守节是为了注释《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去叶反于蔡”,当然是不可靠的。
至于黄城山在什么地方? 古籍记载模棱两可,莫衷一是。一是黄城山的称谓不一,莫知孰是。黄城山古籍中有方城山、苦莱山、苦菜山、长城山、花山等多种不同的称谓。李吉甫云: “方城山,在(叶) 县西南十八里”、“黄城山,一名苦菜山,在县西二十五里”[9](P167) 。顾祖禹云: “方城山,在(裕) 州東北四十里”、“黄城山,在(叶) 县北十里,一名苦莱山,一名长城山。或以为即方城山,非也”[10](P2430)。《一统志》云: “方城山在叶县南四十里,跨裕州界”、“黃城山在叶县北十里,俗名花山,与方城山相连”[11](P15) 。李吉甫、顾祖禹力驳黄城山与方城山是二座不同的山,《一统志》辨黄城山与方城山相连,是同一座山。若以常理推之,同一座山,既称黄城山,又称方城山,于理不通。若就成书年代而论,李吉甫之言更可信些,一在县西南十八里,一在县西二十五里,是完全不同的二座山。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几乎与李吉甫生活在同时代的李贤却云: “方城,山名,一名黄城山,在今唐州方城县东北也。”[12](P668) 李贤与李吉甫孰对孰错,难以分辨。黄城山与方城山是同一座山抑或二座,已不得而知。二是黄城山的位置模糊不清,难以辨别。《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在叶县西南二十五里,《水经注》引《圣贤冢墓记》在叶县方城西,《元和郡县图志》记在叶县西二十五里,《读书方舆纪要》记在叶县北十里,《一统志》载在叶县北十里。在叶县的西南、西边、北边都是黄城山,这样的城池我未见过,当然也不会存在的,明人吕德芝就有“黄城仍未详何处”[13](P782) 的喟叹。
因此,以《括地志》对“子路问津”一事记载错舛百出,以此为据考证其所在,结论就很难成立。今人贺金峰《“子路问津”于方城考》[14](P50) 、朱恩义《“子路问津”时地考》[15](P20) 二文就是以《括地志》所载为据,得出“子路问津”处在今河南方城县,其结论当然是不可靠的。对于“子路问津”的时、地尚需进一步考证。
三、“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考
《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2](P1930) 前文已考,孔子离蔡在鲁哀公六年(前489),此年孔子离蔡前往楚国,拜见楚昭王。“秋,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2](P1930) 齐景公卒于鲁哀公五年(前490),第二年亦即鲁哀公六年(489),孔子离蔡前往叶地。于是孔子鲁哀公六年(489) 的行踪大致已明,先是去叶邑拜会叶公诸梁,继而觐见楚昭王。问题的关键是,叶邑在什么地方? 孔子从蔡到了叶邑吗?
孔子到叶邑是为了拜会楚国实权派大夫叶公诸梁。叶公诸梁,字子高,楚平王五年(前524) 封于叶(今河南叶县旧县乡)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云: “是年(楚平王五年,前524) 楚子迁许于析,更以叶封沈诸梁,号曰叶公。定五年叶公始见于《传》,哀四年再见,十六年又见,盖自是为楚重镇矣。”[16](P236) 确如竹添光鸿先生所论,叶邑是楚国的重镇,叶公也是楚国的权臣。叶公在《左传》中仅见于鲁定公五年(前505) 、鲁哀公四年(前491) 和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余不可知。今人虽有考述,然多含糊其辞,未有实质性突破。鲁哀公六年(489),叶公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然难以确考。历来学人纠缠于孔子“自蔡如叶……去叶,反于蔡”而问津的原因是叶公在叶邑,孔子前往谒见,返程中在叶邑近郊迷路而问津。
试诚想,自楚平王五年(前524) 至鲁哀公六年(489) 三十六年间,叶公若还是一个叶地的县令,孔子何必去见他? 而且一个小小的叶地,何必要问政于孔子? 从孔子对叶公“近者说,远者来”[1](P145) 的对话中可以窥见,叶公当时是楚国的重臣。很难想像一个朝廷重臣叶公长期住在远离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 千里之外的叶邑,是如何处理国家政事的? 《左传·哀公四年》有云: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眅、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3](P1731) 。叶公诸梁与左司马眅、申公寿余一起将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 的百姓迁
往负函,印证了我们对叶公是楚国重臣的猜想。今人欧潭生先生认为“叶公当时驻守负函,孔子前往拜谒”[17](P126) 。叶公驻守负函,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纯属猜测; 孔子到负函,更是空穴来风,故不足取。《左传·哀公十六年》有云: “叶公在蔡”,杜预注云: “蔡迁州来,楚并其地”[3](P1820),此足证鲁哀公十六年(前479) 叶公从叶邑移封于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然此时孔子已卒。哀公十六年(前479),叶公率军平定白公之乱时,《左传》有“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国人望君如望岁焉”[3](P1822) 的记载。一个长期居住在千里之外的叶公,怎么能够赢得郢都百姓的拥戴?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叶公封地虽在叶,然久居郢都,执政以宽,颇得民心。孔子离蔡到叶,实际上并不是去叶邑,而是去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 拜会叶公诸梁。由于叶公的举荐,孔子得以觐见楚昭王。
鲁哀公六年(489),孔子从(下) 蔡的都城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 出发,前往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 。
此行路途虽不甚遥远,然却极为凶险: “陈蔡大夫谋曰……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2](P1930) 。这就是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厄于陈蔡”。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的什么地方? 是什么人围攻孔子? 向来从未有人探究。笔者以为,围困孔子的是匡人。
孔子为匡人所拘之事,《史记·孔子世家》有载: “(孔子) 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2](P1919) 这段文字谬误太多,不仅与阳虎无关,而且与事实相悖,故引起历来学者的争论。狄子奇把过蒲放在过匡之一前,“将适陈,过蒲,蒲人止之。仍返卫,主蘧伯玉家,月余复去卫,畏于匡,适郑,遂适陈。”[18](P3) 崔述则认为“畏匡过宋实本一事”[19](P41) 。钱穆先生则谓“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 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20](P35) 。诸家之论,孰对孰错,尚难分辨。笔者以为,司马迁是将先秦《论语》《荀子》《庄子》等书中孔子“过匡”之事杂糅在一起,已经脱离了事实的本身,是很难用历史去印证的。对于匡,《论语》亦有记载,“子畏于匡,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P110)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 ‘吾以女为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1](P128) 。很明显,《论语》所载,与《史记·孔子世家》绝不相类。为什么孔子对匡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并要提高到“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这样的高度呢? 考察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只有“厄于陈蔡”符合这样的特质。那么,匡在什么地方呢?
匡在何处? 历来有二说,一为滑州匡城县(今河南省滑县) 西南十里,一说在长垣县(今河南长垣县) 西南十里,实本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说。今人李正华辨析了这二种观点,认为在“今河南省睢县西二十六里的匡城乡”[21](P35) 。历史上有多少个“匡”? 已难以考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笔者以为还应回归到《史记·孔子世家》本身。《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拘于匡”之事用了“匡人”这样的书写格式。笔者对《史记》所记先秦之事中“× 人”这样的格式进行逐一考察,发现其含义无一例外均是“× 国人”,而不是“× 地人”,像秦人、齐人、燕人等等。“× 地人”,《史记》一般用“× × 之人”这样的格式,如冀州之人、历山之人等等。依照《史记》这种书写格式,“匡人”应该是“匡国人”,而不是“匡地人”。翻阅古籍,上古时期确实有个古匡国,周武王灭商时被灭,其地在广济县,今湖北省黄冈地区武穴市一带。古匡国为周武王所灭后,匡姓人纷纷迁徙,很多地方都有匡姓人足迹。一支迁往鲁国,鲁国大夫施孝权有个家臣名叫句须,后出任匡邑宰。
这个匡邑有二说,一为今河南新乡长垣西南部,于是有了河南长垣县“子路问津”处,见《太平寰宇记》。一说今山东济宁邹县,于是有了山东鱼台县桀溺里,见藏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一支迁往宋国匡邑(今河南滑县),一支迁往魏国匡邑(今河南省睢县) 。这些匡姓人均可称匡地人,然均不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匡人”。
那么,匡人为什么要围困孔子呢? 孔子“厄于陈蔡”的缘由,《史记·孔子世家》云: “陈蔡大夫谋曰: ‘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2](P1930) 。陈、蔡本是邻国,然蔡迁州来后,二国相去甚远。蔡是吴的附庸国,陈隶属于楚,吴、楚二国有世仇,一不可能联合,二不可能容忍附庸国相互联盟。而且从鲁哀公六年(前489) 的情况来看,吴伐陈,楚救陈。陈国本是楚的附属国,没有必要担心楚国聘用孔子后对己国的威胁。因此,担心孔子用于楚对己国不利者,唯有蔡。蔡本小国,与楚有夙仇,当然不能阻止孔子离蔡去楚,只有联合楚国仇视孔子者方可成功。蔡国大夫是谁? 联合了楚国的谁? 史籍未载。
笔者以为蔡国大夫联合了楚国令尹子西: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 “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 曰: 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 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曰: 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2](P1932) 。
子西谗孔子之言,冠冕堂皇,实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令尹是仅次于楚王的最大官职。子西在历次对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尽心尽职辅佐楚昭王,方被任命为令尹,掌握楚国军政大权。孔子声称到楚国是为了拜会实权派大夫叶公诸梁,本来使子西心生嫌隙,又加之蔡国部分大夫蛊惑,子西便下令在楚国边境古匡地围堵孔子,不许其入楚。因此,《史记·孔子世家》中“陈蔡大夫谋曰”应为“楚蔡大夫谋曰”,“厄于陈蔡”应为“厄于楚蔡”。
查阅地图,自古匡国所在地向西北略行,就到达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是孔子从(下) 蔡都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去往楚都郢(今湖北江陵) 必经之地,也是匡人围困孔子之地。《明一统志》云: “孔子山在黄州东一百里,相传孔子自卫适楚,尝登此山”[22](P1)。《大清一统志》云: “问津书院,在黄冈县治北九十里”[11](P6)。《湖广通志》云: “孔子河在县北九十里,孔子山前,昔孔子自陈蔡适楚至此问津”[23](P3)。《弘治黄州府志》云: “问津书院在县北九十里孔子河,相传孔子自陈蔡适楚过此。士人尝掘地得石刻,有‘子路问津处’五字”[24](P156) 。清人刘泽溥《捐置问津书院祀田碑记》云: “去黄冈北九十里为问津书院。相传孔子自陈蔡适楚至此。有‘子路问津处’五大字”[25](P773) 。诸书所载大略相同。子路问津的地点,除《明一统志》所载有误外,其余诸书均认为在黄冈县北九十里,今武汉新洲区问津书院所在地。孔子游离的路线,终点是楚国,从什么地方到楚,诸书所载各有不同,有“自卫适楚”、“自陈蔡适楚”二说。“自卫适楚”不知何据,“自陈蔡适楚”显系来自《史记·孔子世家》。二说无论是否有据,均误。前文已辨明,孔子此行的路线是“自蔡适楚”。第三,关于“子路问津处”五字石碑,据《湖广通志》所载应是“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大字,是西汉武帝时期,有几个农民在邾城孔子山附近耕地,挖出一块石碑,上刻秦有隶书写的“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石碑。
这一切都印证了“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区问津书院所在地。
清人孙锡蕃《修问津书院碑记》云: “相传孔子自楚反蔡,鲁《论》所记问津即此也。地距黄郡九十五里。山曰孔子山……上有讲经台、晒书场、洗墨池……下有孔叹桥……(孔子) 河北十里许曰回车埠,东隔三里许曰颜子港。其左右二水……一曰长沮坂,一曰桀溺冲”[26](P770) 。孔子山、讲经台、晒书场、洗墨池、孔叹桥、回车埠、颜子港、长沮坂、桀溺冲等古迹是孔子在武汉新洲活动的历史见证,不仅存在于古籍文献中,而且见于今武汉新洲的问津书院。孔子山是问津书院坐落处,四周古松环抱,青青翠绿,使人望之肃然起敬。孔子河发源于大别山东南支的五云山,是一条绵长十多公里的山间小河。周边山岗林立,林茂竹密,松涛阵阵,鸟语声声,田垄纵横,村庄聚落。流经孔子山前,是“子路问津”处。讲经台在孔子山上,相传是孔子与诸弟子讲经之处。晒书场是孔子与弟子晾晒图书之处。洗墨池在孔子山右河流出口处,是孔子让弟子洗笔处。孔叹桥横跨孔子河上,是当年孔子驻足处。回车埠在孔子山北十里,是孔子回车处。长沮坂与桀溺冲是长沮和桀溺耦耕处。此外,还有子路问津的问津台、孔子讲经之坐石等等,这些历史遗迹再次证明了“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新洲问津书院座落处。
综上所考,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自从(下) 蔡的都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出发,前往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途径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为匡人所围困,孔子使子路问津,故子路问津处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村孔子山南麓。凡时、地与此不合者,均系误传。持方城说者,系不明《史记·孔子世家》中“去叶反于蔡”是衍文,以及误信《括地志》而致误,其余诸说均为将“匡人”误作“匡地人”而误。
四、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武汉新洲原因辨
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武汉新洲而非它地,是有深刻原因的。鲁定公十三年(前497),遭受排挤而抱负难以施展的孔子离开鲁国,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漫游之旅。
他先后到达卫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等中原诸国宣传他的“仁”、“礼”等思想,要求统治者放弃战争,通过礼仪感化来达到天下大治。在那个诸侯兼并、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孔子的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
各诸侯国对孔子敬而远之,孔子过着栖栖遑遑,席不暇暖,颠破流离的生活。鲁哀公六年(489),孔子离开蔡,远赴南方大国楚,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奔波着。前途如何,不得而知。卫、宋、齐、郑、晋、陈等诸侯王的态度,使孔子极为伤心。难道自己的理想错了? 孔子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之中。恰在此时,圣王(周武王) 感化过的匡人竟全力围攻自己。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促避难”[19](P386),处境坎坷,神情狼狈。于是方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P110) 的感喟,感叹文王去世后,受武王教化的匡人礼乐文化丧失殆尽。残酷的现实使得孔子再次陷入深深地沉思中,自己“克己复礼”的思想难道真的行不通吗? “子路问津”就是孔子这种思想的流露。
清人崔述云: “此三章(指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三章) 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言不伦……后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于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于理亦似未安”[19](P310) 。崔述斥“长沮桀溺”系后人所伪托则不免失之草率,但长沮、桀溺并不一定真有其人。宋人金履祥云: “长沮桀溺,古之隐者,不以姓名自见,人亦不得而知之……若得其名氏者,然长与桀古无此姓氏,而名又皆从水。父子使”子路问津”而不知,一时何自而识其姓名……盖二人耦耕于田,其一人长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涂足,故因其物色名之”[27](P297) 。清代学者曹之升亦云: “《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者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则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28](P12) 。因此,“子路问津”事中的长沮、桀溺并非真有其人,很可能是出自孔门弟子的虚构。
正如郑玄“津,济渡处也”的诠释一样,“津”的本义是渡口,“问津”义为询问渡口所在。“子路问津”是“问津”之义的延伸,大有人生之津、国家之津之义: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 “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 “为孔丘。”曰: “是鲁孔丘与?”曰: “是也。”曰: “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 “子为谁?”曰: “为仲由。”曰: “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 “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P184 - 185)
子路前去问路,长沮得知坐在车上的那个人是孔子后便说“是知津矣”。试想想,若现实中有这样一对问路者与回答者一定会对骂起来,甚至大打出手。因此,“子路问津”绝不是问路那么简单。在天下大乱之际,长沮、桀溺认为无人能够实现国家统一,故主张避世。孔子认为“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2](P1932),故他决定坚持己道,宣传“仁”学,谋求天下统一。既然长沮、桀溺并非真有其人,“问津”并非问路,故笔者以为“子路问津”事是孔子思想的矛盾与斗争,长沮与桀溺代表其内心消极的一面,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孔子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消极一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继续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努力。
综上所考,历代学人不辨《史记·孔子世家》中“去叶反于蔡”五字为衍文,反而处处为这五字辨解,故导致出现多个“子路问津”处。稽之事实,辨析谬误,归之正途,是我们后辈学人所汲汲以求的。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自从(下) 蔡的都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 出发,前往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途径邾城(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为匡人所围困,孔子使子路问津。“子路问津”事反映了孔子当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其地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村孔子山南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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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仲02
2024-8-25 06:07
真没想到“问津”这个词跟我们的祖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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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崇密(梁山)
2024-8-25 08:01
周游列国,或许真的到过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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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跻明(潍坊)
2024-8-25 08:33
查乾隆《郾城县志·古迹》:耕犁河,县西南五十里问十里村西,俗云长沮、桀溺洗耕犁于此,即子路问津处。
该志的编者在引用了各种材料后指出:“问津处在郾”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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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驹(郓城)
2024-8-25 10:49
老祖的事迹遍布中原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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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祥(五莲)
2024-8-27 11:49
“子路问津”,这个出在《论语.微子》里的箸名典故,引发这么多的争议与考证,表面是孔子师徒在询找渡口,其实体现出厚重的儒家思想与富含深意的文化象征能否被认可的一个渡口。据查:武汉新洲的问津书院,始建于公元前164年,是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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