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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里广志》引用《卞里志》数则引文辨析
仲家浅村 仲超
《仲里广志》由仲子历史文化研究会主持编写，集仲子世家历代家志之大成，搜罗宏富，条理详明，体例完备，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制，凝聚了众多修志人员的集体智慧。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现存的明清两朝仲氏族谱及家志，迭经兵燹、自然灾害与改朝换代的冲击，兼以家族内部支派分合、传抄刊刻难免疏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够完美乃至与史实未尽吻合之处。面对这些文献，我们既不能因为感情因素而讳言其瑕，也不应轻易否定前人的心血，而应当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和立场，以互证考辨的方式，让记述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仲里广志》书中援引《卞里志》多处，为族人保存了极其珍贵的线索，其价值和功绩自不可掩。惟个别条目与碑记及《仲志》等其他家乘相互比勘，确有一些明显的出入。笔者不揣浅陋，谨就四则记载略作辨析。
一、靖康毁庙与元人新建之说，与《至元十九年卫公庙记》难以吻合。
《仲里广志》第287页记：“宋钦宗靖康年间，金人入侵，庙毁于兵燹。元时，族人于仲家浅新建祠庙。至元十九年重修，历两月告峻。”
而同书第638页所收《至元十九年卫公庙记》叙述甚为具体：济宁路总管府事刘用于至元十九年（1282）经行，“道旁有庙，榜曰‘卫公庙’”，遂“停车入谒”。见庙宇倾颓，询问族裔，得到的回答是“自汉避兵于此，创建自唐。子孙世守之，以奉祭祀者也”。刘用遂于当年九月动工修缮，“不两越月，而功告成”。
靖康之变发生在1126年，金人将徽、钦二帝掳往北方，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倘若庙宇真的在靖康年间已经完全毁于兵火，那么到了至元十九年，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五十六年。一座早已焚毁、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剥蚀的建筑，怎么可能在短短两个月内修缮完工？更值得留意的是，族人回答刘用时，只讲了“创建自唐”“子孙世守”，从头到尾没有半句提到毁于兵火的事。碑文中说的是“栋宇倾颓，风雨不蔽”，这分明是年久失修、日渐破败的景象，哪里是被兵火彻底焚毁后的废墟模样？可见靖康年间，庙宇事实上并未被毁，“毁于兵燹”的说法，恐怕是后世在传述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误解。
元朝正式建立，是在至元八年（1271），距离刘用修庙仅仅过了十一年。而碑记明确说这次只是修缮旧有的庙构，并非族众新建，而且庙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上溯至唐代。那么《仲里广志》中所说“元时，族人于仲家浅新建祠庙”，显然就站不住脚了。这应当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二、五十代仲衒“金贞祐初流徙他乡”与修庙年代相去悬远。
《仲里广志》第308页引《卞里志》云：“金贞祐初，50代仲衒流徙他乡二十余年。”
金宣宗的贞祐年号，使用时间为1213年至1217年，前后不过四年多。而同书第639页所收的《至正九年重修卫公庙记》明确写着，这次重修是由五十代仲衒亲自主持的。至至正九年，是元顺帝时期，即公元1349年。从贞祐初（1213年）到至正九年（1349年），中间相隔了一百三十余年。倘若贞祐初年仲衒已经是“流徙他乡二十余年”之后了，那么到了主持修庙的至正九年，他最少也得在一百五十岁开外。这样高龄还能主持庙工，接诸常理，实在难以成立。显而易见，“金贞祐初，50代仲衒流徙他乡二十余年”这条记述中的人名、世代或时间，必定存在错乱。
三、“仲衒元时复还任城，东迁五里”一事，似将两代事迹混淆。
《仲里广志》第309页引《卞里志》：“元，仲衒复还任城，旧居煨烬之馀，时值黄水涨溢，难以栖身，东迁五里，滨河而居。久之成聚，因名仲家浅。”
《仲志》卷二《宗子世纪》记述得明明白白：金兵南下时，“虔与家族悉舟居避难于南阳湖。金主有诏，求至圣后，虔归守庙宇。”卷三《宗子世表》也记载：“虔，主奉祀事，时高宗南渡，人心惊怖，虔不忍远离祖庙，遂避难于古棠之南阳湖。及金主有诏，求圣贤子孙悉复故庐，虔乃归守庙庭。”
这两段文字把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1126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南渡，四十九代仲虔的三位胞兄仲基、仲琪、仲祺护驾随行，而仲虔不忍心远离祖庙，便率族人暂时避居到横坊村西面的南阳湖中。等到金主完颜阿骨打下诏，要求圣贤子孙一律返回故里，仲虔便带着族人回到了横坊村的旧居。算起来，他们在南阳湖避难，前后不过两年左右。从那以后，族人便在横坊村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一直到1282年刘用前来修庙，已经在此地安稳地生活了一百五十余年。
《卞里志》中所谓“复还任城”“旧居煨烬”“东迁五里”这些描述，怎么看怎么像是把金朝初年仲虔率族人短期避难又返回的这段经历，阴差阳错地套到了元代的五十代仲衒身上，连时间也给弄混了。
再从地理沿革的角度来检验，事情就更加清楚了。至元十九年（1282）刘用所修葺的仲庙，就坐落在横坊村。第二年，也就是至元二十年（1283），朝廷开始开挖济州河，到1286年竣工。这条运河恰好从横坊村东面流过，仲庙大门距离河的两岸不过五十多米。在元、明两朝，运河东岸根本没有人居住，直到清乾隆年间，才渐渐有了人家。仲庙自古以来就未曾移动过，这就足以说明，“东迁五里，滨河而居，因名仲家浅”的说法，与地理实况完全对不上号，当是后人附会出来的。
以上四则，分见《仲里广志》第287页（两则）、第308页、第309页，其源头均出自《卞里志》。仲氏家志递修有序：先有《令名志》《卞里志》《泗源志》，惜久已散佚；后有《仲志》《仲里志》《续修仲里志》，继而有《仲里新志》与《仲里广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卞里志》的这几条记述，在编纂《仲志》时已经仲九卿、仲于陛父子斟酌取舍，未予采录。
《卞里志》失传多年后重现于世，本是家族文献传承中的一大幸事。修志人珍视旧典，将其内容收入《仲里广志》，初衷自是为存史备参。然而古志在传抄刊刻间难免孳生讹误，所记与碑刻、正史及其他家志有所出入，这恰是明清以来族谱家志在兵燹、灾祸、朝代更迭等外力干扰下难以尽善尽美的一个缩影。我们披阅之际，若能跳出单纯信古或疑古的立场，留意史源，比勘互证，则既可充分吸收旧志的丰富成果，又能对个别失考之处抱以了解之同情，并予以谨慎考辨。如此，方不负先人累世修志的良苦用心，也才能让家志在不断地订正与完善中，发挥更为坚实的存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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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6-16 1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