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人沭阳仲行然

仲聿修

南社诗人沭阳仲行然
李望苏回忆
(一)结社
仲行然先生是我幼年时代的老师。他原名素其，字行然，又名叔华，沭阳人。生于一八八六年阴历二月，一九零四年，他十九岁时，应科举中秀才。一九零七年，入宁属师范读书，与辛亥烈士周实丹、阮梦桃同学。一九零九年转学南京两江师范农博科，直至一九一一年。
武昌起义时，先生在南京，经周人菊(淮安人，曾追随周、阮革命，著有《法霞书屋遗集》)介绍，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张勋进攻南京后，先生去上海担任《民生报》编辑，并参加了“南国诗社”。
“南国诗社”，简称“南社”，它是由柳亚子、陈去病等发起和组织的辛亥时期的进步的文学团体。它成立于清宣统元年，即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南社”的早期参加者多同盟会成员，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所建树，而且对—j：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沽五朝统治，以及后来的反袁斗争，都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南社”成员不断分化，到-一九二三年，它便由于这种内部分化而停止了活动。
“南社”时期，是仲行然先生创作旺盛的时期，他曾自选这个时期的诗词上百首，抄成一册，题名《行余草》。可惜这一珍贵的抄本，以及题名《行然亲抄》的诗文稿本，均已毁于“文革”。先生在辛亥前后的涛作，大都是充满革命激情的感慨悲歌。我翻阅他的诗册距今已近四十年，现在记得的只有两句，那是辛亥革命后，某年旧历十月十日所写，诗人以深沉之笔，勾划出自己对往事的无限回忆：
应知此日灯花会
多少头颅换得来
最近，我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借得一九三六午出皈的《南社淹集》，发现这部诗集中刊出仲行然先生的诗作共有十首。这些都是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十数年所作，既有对现实不满的成份，也夹杂着一些感伤和消沉的东西。现举一首：
怀人(七绝)
伊人秋水系相思，
悔向欢时说别离，
客路辛勤归未得，
飘零海内几人知。
听说先生在上海时，曾与某纱厂一女工孙绮云相识，后在南市建立家庭，双方感情很好。辛亥革命失败后，先生为避免遭到反动军阀的迫害，随友人倪菊裳(南社诗友)去福建漳州中学任教，因有“客路辛勤门未得，飘零海内几人知”之句。待从漳州回沪时，已人去楼空；据邻人说，孙女士被一北洋军阀军官强占后而失踪。“怀人”一诗就是先生这个时期政治上失意和家庭遭遇不幸的产物。它语意双关，以比兴的手法，既流露了对家庭不幸的感伤，也抒发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惆怅。
(二)讽汪
一九二六年，先生从漳州回沭，在闸下河小学任校长，一九三八年日寇入侵，他避居乡下教私垫。一九四三年冬，日寇下乡扫荡，他被捕入狱，保释后便闲居沭城。这时他已很少写诗，但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诗作却正在这个时期。那是一九四四年，我正在私垫读书。一天，放学时，路过一家海货店铺，见到胡仰熙先生等人正在店门口争看着一首传抄的诗。这首诗，就是仲行然先生在得知大汉奸汪精卫东渡日本、死于东京后有感而作的。辛亥革命时，仲先生和汪精卫同在《南社》，后来汪精卫成了国民党要人，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一九四四年死于东京。汪逆死后，敌占区的汉奸们如丧考妣，大搞悼念活动。而身处逆境的仲行然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仗义直言，写下了讽汪的诗：
登场傀儡非为伥?
蹈海牺牲等丧师。
太息之时君已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七律，前四句已忘)末句“一生真伪有谁知”，是改用唐朝白居易“放言”一诗中的句子。白居易在他的这首富于哲理的诗中，举了一些人和物的例子，说明识人之不易。这首诗的后面四句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诗的意思是说：如果周公、王莽早死的话，那么他们的一生是好是坏，就无人知晓了。从仲先生在诗中使用“登场傀儡”、“丧师”等词，可知他对汪精卫是贬的。而“一生真伪有谁知”，则意在用曲折的笔法，把汪逆比作王莽，活现了汪逆的嘴脸。；就在仲先生写诗不久，日伪便衣以“铲通八路”为由，带短枪到仲先生家进行搜查，由于搜不出证据，加之花了钱，才免遭横祸。
事后，在亲朋的劝说下，为了避风险，先生不得已于次年(一九四五年)春去沭中教几个月的“国文”和历史。他除讲授《左传》和《史记》，还讲了《苏武传》和文天洋的《正气歌》等。教学之余，他写过一首题为《乙酉春感言》的诗：
流难寄南沭城边，
人事犹难任自然。
应付非常恶境界，
护持失学好青年。
形劳神疲情宜定，
世乱时艰志要坚。
欲赋归来三径梗，
故园荆棘地连天。
(三)喜见琅环
一九四八年，沭城从敌人手中第二次解放。同年冬，我因病从部队回沭，在西城根靠近沭河的一所由土墙围着的三间旧草屋中，见到了仲行然先生。这房子虽旧，却是一所藏书逾万卷的书斋。室内除中间摆张书桌和几只椅子，四周布满了书架，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太平天国文献，诗词、名著，应有尽有。我们相见时，都十分高兴。在互通了别后情形之后，他一面吸着旱烟，一面慢条斯理地从书桌内抽出一张诗稿给我看。这是一首题为《哂四族》的七绝，写于大军南下时。
寇平身退让中央，
政治何须再协商。
四族窃国演浩劫，
三江溃败作流亡。
从诗的内容看，先生的思想已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了。
次年春节，我去先生家拜年，并送去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吕振羽同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几天后，他见到我高兴地说：“三十年来，我僻处穷乡，孤陋寡闻，真如井底之蛙，是毛主席和吕先生的著作使我茅塞顿开，获得许多革命的真谛和新的知识。”为了这件事，他兴奋异常，边说边研墨，书就两首绝诗，以纪其事：
贻我瑰琦政治篇，
翻新历史五千午。
展开思想文明境，
喜见琅环别有天。
望洋兴叹慨无边，
见说庄生秋水篇。
沃我新知感小友，
主观始愧井观天。
从上面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先生这个时期的思想已有了一定的飞跃。他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思考，不断汲取着新的革命知识，也不断摒弃着那些自己原有的旧的民主主义思想。然而他有一个特点，也是长处，就是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人云亦云，从不轻易苟同别人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论语·泰伯》篇中的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争论不休。那时，我按照史学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孔子的这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表明他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的。而先生则不赞成我这种说法。他说，古文字无标点，这段话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执拗地说：“这怎么能理解为是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以后，我们又辩论过多次，但始终没有把见解统一起来。类似的例子很多，这些都说明了他从不赶时髦或随便附和，这正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他的美德。另外一方面，他也并不固执己见。凡是经过他的思想消化而认识了的革命真理，他都能够愉快地表示接受。例如，他在消灭残寇问题上曾有过片面的仁慈观点，后来学习了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后，经过思考，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他在当时写的一首七律，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为民服务久驱驰，
革命翻新规律宜。
残寇犹存须警惕，
全功应竟莫迟疑。
和平拥护能勘敌，
侵略阴谋定丧师。
灭此凯歌可指日，
大同景象遍迩夷。
(四)“功在国家”
从一九四九年冬起，淮阴地区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了摆脱战争后水患带来的严重灾荒，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开展大治水运动，进行了浩大的导沂整沭工程。当时的方案是：利用天然地势的倾斜用平地筑堤束水、漫滩排洪的方法，将洪水约束在两堤之间，使之就范下泄。路线从沂河的华沂开始，经嶂山、沭阳，出灌河口入海。河宽约三至七华里，全长二百六十华里。对这样一些大胆的设想，仲行然先生当时很不理解，曾写诗表示疑虑。他写的是一首七绝，我记得只有中间两句：
OOOOOOOO
无为蛛系大江头。
非常源出黎民惧，
OOOOOOOO
前句意在奉劝决策的同志不要做冒险的事。后句是说，如把大量源出沂蒙山区的“非常”洪水引出来，是使老百姓害怕的事：一句话就是不相信导沂整沭会取得成功。后来的实践证明，仲先生的疑虑是多余的，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无数困难，在一九五零年汛期之前筑成了南北两条巍峨的新沂河大堤，并在同年秋胜利地通过了汛期防洪的考验，保证了农业的增产。面对现实，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我错了，解放了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克服了自己认识上的片面，欣然命笔，书写了“功在国家，利在人民”的大字条幅，送给正在苏北导沂政治部工作的同志，并重语新篇：
导沂整沭莫言难，
百里堤成数月间。
廿万民工堪斗水，
泱泱洪水不怀山。
(五)家书慷慨
一九五零年冬，正当抗美援朝进行之际，我人民空军在新海一带招收女飞行员。先生的爱女歧英，当时正在东海师范读书，她和许多有志于献身祖国空军事业的女学生一起，报名投考空校，并写信告诉父母。先生得知后，心情是矛盾的，女儿参军，出于爱国热情，应该支持，但由于那个时候女同志学飞行的不多，总怕当空军会出危险。出于后一种考虑，他给女儿寄去七绝一首，表示了对她报考空校的不同意：
文明趋向固堪垮，
若谓从军意似差。
纵有木兰好身手，
木兰原不习兵家。
为此，歧英同志向父母写了第二封信，地决心以花木兰、刘胡兰为榜样，豪情壮语，溢于纸上。正是这封充满激情的家书，感动了行然先生，使他终于同意了女儿的要求。重赋七绝，寄给歧英同志：家书慷慨意气扬。
竟胜男儿志四方。
慎尔前驱平敌寇，
救邻卫国保边疆。
歧英同志的弟弟，正在小学读书的亦鹏，也附诗向姐姐祝贺：
回忆冲龄抱弟时，
时时教我木兰辞。
姊今果遂从军愿，
盼得荣归快马骑。
这三首意境各不相同的诗，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一时在亲朋中传为佳话。
(六)借问江南
柳亚子是仲行然先生在南社时期的诗友。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从报上得知亚子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便写信给柳，表示自己想出来工作，为祖国的建设“尽绵薄之力”的愿望。附诗云：
春申结社号清流，
今复穷乡一老头。
时艰年荒三径阻，
情怀唯寄爱山邱。
那时，刚解放的沭阳，还未摆脱洪涝灾害的威胁，而先生僻处穷乡，又无工作，只靠卖家具和旧书度日，生活仍相当清苦，故有“今复穷乡一老头”之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亚子先生一直没有回信。隔了一年，仲先生又写一信给柳，信是一首七律，有新式标点符号，中间四句又自成一首七绝。
亚子先生江南柳，
小民拾赠诗一首；
霖雨苍生新建国，
云雷青史旧同舟；
沭阳老友曾相问，
笑而不答心自闲。
如复无言似昔时，
应是先握民主手。
中间七绝，因是集他人现成的句子，故曰“拾赠”。如“霖雨”、“云雷”两句，系用柳亚子先生《赠润之老友》一诗中的原句。“沭阳老友曾相问”，是改了唐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中“洛阳亲友曾相问”的句。“笑而不答心自闲”，乃借自李白《山中问答》一诗中的原句。这样巧妙组成的一首赠诗，真是诙谐别致，妙趣横生。
两次寄柳的诗和信，都没有得到回音。他们分别有年，别后情形互不了解，加上柳亚子当时担任的是一些虚职，所以很难出面推荐仲先生出来工作。直到一九五四年夏，由于沭阳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推崇，仲先生才得以被省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一九五六年，仲行然又通过沭阳县委，给柳亚子先生和早年在上海相识的黄炎培先生寄去了信和诗。诗中有这样几句：
借问江南柳，
亚子平安否？
先生黄炎培，
识面知名久。
亚子先生这一次回信与否不清楚，但当时在行政院担任副总理的黄炎培先生很快就给仲先生写了亲笔回信：
“行然先生：承沭阳县委会转中央统战部送到尊诗。久别殷拳，说不尽的感谢。答奉近作诗《红桑》一册，略见我近年情况。请教。敬祝健康，并致敬意!
黄炎培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报载柳亚子先生在北京去世，仲先生怀着悼念老友的沉痛心情，作一挽联寄去。挽联的文字是：
此日是端阳，纪念屈魂沉汨水；
惊心来噩耗，悼怀柳色黯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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