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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仲伟利 于 2012-6-24 18:05 编辑
岁月的长河大浪淘沙般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漂洗掉许多东西，但清明节祭祖扫墓的习俗却稳如磐石，仍牢牢地占据在城乡人们的心灵中。乡村祭扫的情景大抵是和城市相同的，不同的是，若非亲人近故，则似乎比城里多了几分轻松，少了几分沉重。这大概主要是因为祭奠对象有别之故：城里祭奠的多是近故的直系亲属。灵盒在捧，遗像栩然，自难免悲从中来。涕泪纵横者有之，嚎啕欲绝者有之，令人不忍卒睹。而乡村祭扫的坟茔，多是数辈同场。时间的推移已将人们心中的哀痛渐渐抚平，且荒冢枕山，衰草支离，所见唯此，无物勾思，一般是没有那种睹物思人、呼天抢地的情景的。
乡俗清明扫墓其实不在清明本日，而在前后数天。届时，同祖后裔，数家相约，携幼扶老，箪食壶浆，或骑车，或步行，率相到墓地祭扫。国家虽有禁令，许多乡民仍依旧俗，少不得黄钱灼灼，纸幡飘飘，乌蝶翻飞，香烟缭绕。成年默默怀悼，童稚尽兴跳闹，肃穆中带着几许轻松，使人依稀生疑：这哪里是祭奠先祖，分明是在踏青游山。
我国是一个重史志的文明古国。这种人文特点，也莫能例外地反映在家庭和家族历史的记载上，形成了许多谱牒。考古发掘的文化遗物表明，我国谱牒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商朝甲骨档案中，就有记载帝王世系、贵族家史的，堪称最早的谱牒。嗣后，由于铨官选士的需要，在周朝得到发展。魏晋南北朝和盛唐时期，除了借以选官之外，"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就是说，家谱已经比较普遍地流行于上层社会，而且其功用已超出了铨选的范畴。晚唐及其以后，随着官修谱牒的日渐衰微，私修谱牒之风兴起并经久不衰，谱牒渐渐从豪门贵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庭和家族记载其繁衍发展史的原始记录，即谱牒档案。
与我国所有的文化遗存一样，谱牒档案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未能幸免地被作为"四旧"遭到灭顶之灾。许多传留十数世乃至更早的家谱被查抄稽没，不知去向，有的保存者慑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将其偷偷的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也有一些人冒着很大的风险，将其全部或部分保存了下来。
今天，家谱已经作为档案的一个种类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国家档案馆库，家谱的名誉已经得到应有的恢复。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些农村中，重修家谱之风又开始兴起。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在修谱过程中，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有的杀猪宰羊，仪式隆重非凡，且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有的余悸未消，慎而又慎，秘之不宣，深恐在引祸端；有的宗亲挟隙，各执一辞，记载不确，等等。这说明，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人们对家谱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如"文革"期间似的畏之如虎，但仍然有不少人，特别是比较偏远农村的农民群众对家谱的认识尚不十分明确，需要档案工作者更加以广泛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档案的方针、政策，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谱牒档案是国家全部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要保护和保持家谱的历史原貌，旧家谱不能随意更改，新家谱不能记载失真。在修谱过程中，不能将封建宗法和封建迷信的因素掺和进去。这样的家谱，才会对国家、社会和家族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这样的修谱行为，才能得到国家的容许和保护。
前人为我们留下许多可供研究的谱牒，我们也应当给后人留下类似的文化遗存，而且我们留下的，应当比前人更多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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