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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不仅促进了学校、书院教育的兴盛，推动了思想、文化的普及传播，保证了寒门士子上升的命运轨迹，更深层次地塑造了国家的官僚体系与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一个家族在科举阶梯上的攀升高度与持续性，往往直观反映了其在地域社会中的经济实力、文化积淀与社会网络，成为观察地方社会史与家族发展史的重要窗口。
仲氏家族是孔子著名弟子仲子（子路）的后裔。赣榆仲氏的始迁祖仲哲（字子明），是仲子第55代孙，原籍维扬之兴化（今江苏兴化）。元末，其父仲淑诚任登州太守，卒于官。仲哲携眷南归，途经赣榆（元末属海宁州，明属淮安府海州，清属海州直隶州）时，阻于土匪者数月，遂定居县治之西关。这意味着，相较于那些累世耕读、根基深厚的土著大族，赣榆仲氏家族经济的积累、社会关系的重建、文化教育的投入，均需从较低的起点开始。赣榆仲氏家族在明清两代五百馀年间，勤耕苦读，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基层功名持有者，却始终未能突破举人、进士的门槛，这一现象构成了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地方性科举案例。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科举成功家族或进士群体的考察，而对那些长期徘徊于科举中层、未能实现功名突破的家族关注相对不足。这类家族构成了明清士绅阶层更为庞大的基底，其生存策略与局限同样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旨在依据族谱、方志等材料，系统梳理明清时期赣榆仲氏族人所取得的生员、贡生、监生等科举功名，结合科举制度的运作规则、考试要求以及地域社会背景，探究其未能向更高功名进阶的原因，并提炼出对现代家族教育乃至社会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明清科举阶梯中的基层功名
在明清科举体系中，生员、贡生、监生构成了士绅阶层的基石。这些功名虽不及举人、进士显赫，却标志着持有者正式脱离平民阶层，享有免役、见官不跪等经济、法律和社会地位上的特权，并获得了进一步的科举资格或直接入仕的通道。赣榆仲氏家族在这三个层面上均有持续的表现。
（一）生员
生员（俗称秀才）是科举功名的起点，需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严格考核方能取得。生员有等级之分：初入学者为附学生员（附生），经岁、科两试，成绩优异者可补为增广生员（增生），再优者方可补为廪膳生员（廪生），由官府供给膳食津贴，并有为童生考试作保的资格与责任。
赣榆仲氏家族中生员辈出，构成了贡生、监生的后备队伍，也是家族文化氛围与教育普及度的直接体现。赣榆仲氏的生员群体浩大，见于谱载者逾百人，其中不乏父子相继、兄弟并秀、叔侄联翩的盛况。兹按代数列举如下：
59代：廪生仲式（岁贡仲益高长子）
60代：庠生仲兆
61代：庠生仲应珩（佩之子）
62代：庠生仲楹（仲应珊长子）。庠生仲芸（仲明瞻长子）、庠生仲开胤（仲焕然长子）、庠生仲开统（仲焕然次子）
63代：庠生仲云会（仲守富之子）、庠生仲云昇（仲守贵之子）、庠生仲名扬（仲守荣之子）、庠生仲名节（仲守华之子），以上为叔伯兄弟。庠生仲时育（仲檀次子）、庠生仲时乾（仲檀四子）、庠生仲时成（仲栌长子）、庠生仲时生（仲栌次子）、庠生仲时美（仲楠长子）、庠生仲时昇（仲楠次子）、庠生仲时泰（仲相长子）、庠生仲汝熹（仲枚之子）。庠生仲廷谟（仲蘭次子）、庠生仲廷訏（岁贡仲苾次子）、庠生仲遵孔（庠生仲开统长子）、庠生仲承孔（庠生仲开统次子）
64代：增生仲即宏（庠生仲云会长子）。廪生仲尔魁（岁贡仲时坤次子）、廪生仲恺（庠生仲时美长子）、庠生仲憓（庠生仲时美次子）、庠生仲恪（庠生仲时美三子）、庠生仲懌（庠生仲时美四子）、庠生仲锐（仲德明三子）、增生仲蕴古（林庙世职举事仲廷祥次子）。庠生仲津（庠生仲遵孔长子）、庠生仲洙（庠生仲承孔长子）
65代：庠生仲元勋（增生仲即宏长子）、廪生仲元锐（增生仲即宏三子）、庠生仲暹（仲正宸长子）、庠生仲㬃（仲正寅之子）。增生仲逢圣（廪生仲恺长子）、增生仲逢辉（庠生仲憓长子）、庠生仲逢豫（监生仲悟长子）、庠生仲逢勋（监生仲恒次子）、增生仲之伟（仲嶔次子）、庠生仲之俌（仲铨次子）、庠生仲耀鼎（监生仲蕴铭长子）、廪生仲耀鼐（监生仲蕴铭次子）。庠生仲自棫（庠生仲津长子）、庠生仲自楫（仲润之子）
66代：庠生仲绨（仲元臣之子）、仲斯位（监生仲恒泰之子）、仲源潢（庠生仲暹次子）。庠生仲文龙（庠生仲逢豫长子）、庠生仲开运（仲逢尹次子）、庠生仲文甲（仲逢詠次子）、庠生仲文崧（仲逢韶长子）、武生仲朝纲（监生仲明扬长子）、庠生仲昇（监生仲之俸次子）、庠生仲环（监生仲之俸三子）、庠生仲洛（庠生仲之俌长子）、庠生仲涧（庠生仲之俌次子）、庠生仲振纲（监生仲之伊长子）、庠生仲振勋（监生仲之伊次子）、庠生仲振志（庠生仲耀鼎长子）。庠生仲振桂（仲琯之子）、庠生仲振煦（庠生仲自楫三子）
67代：武生仲贻馨（监生仲文倬三子）、增生仲贻谈（仲文震三子）、庠生仲贻倬（仲文萃三子）、庠生仲贻安（监生仲文丰之子）、庠生仲贻夏（庠生仲文龙次子）、庠生仲贻节（仲文仔四子）、庠生仲贻孚（庠生仲文崧次子）
68代：庠生仲绪桂（仲贻藩次子）、庠生仲绪荣（仲贻淮长子）、庠生仲绪本（仲贻淮三子）、武生仲绪鼐（仲贻馨次子）、武生仲绪梁（仲贻馨三子）、庠生仲绪产（庠生仲贻夏之子）、武生仲绪超（仲贻璋长子）、武生仲冠成（仲贻璋次子）
69代：仲冠英（原名统瑁，仲绪文三子）、庠生仲统钦（仲兴朝长子）、庠生仲景康（武生仲冠成次子）
（二）贡生
贡生，意为贡献给朝廷的人才，指从府、州、县学中选拔至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其地位高于普通生员，具备候补官员资格，是连接地方儒学与中央官学、低级功名与初级官职的关键环节。获取途径有“正途”（考、选）与“异途”（捐纳）之分。
1.正途贡生
可考者如下：
仲立纲：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岁贡。疑为仲子第58代孙仲维高，仲鑑之子。以字行世。
仲益高：仲子第58代孙，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岁贡。官至广西按察司照磨（从八品）。系仲节之子。
仲希贤：字圣仲。代数失考。明万历十年（1582年）岁贡。曾任南直隶休宁县训导（万历二十四年到任），后升任教谕。
仲尚玄：代数失考。明天启元年（1621年）选贡（方志记为“恩贡”，因当年明熹宗即位开恩科）。官至通判（正六品）。清代文献因避康熙帝玄烨讳改作“尚元”。
仲苾：仲子第62代孙，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岁贡。系仲民望三子。
仲时坤：仲子第63代孙，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岁贡。系仲檀第五子。方志误作“时伸”。
仲玉圃：谱名绪琪，仲子第68代孙。系增生仲贻谈长子。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岁贡。
仲统森：仲子第69代孙。系仲绪忍次子。清咸丰八年（1858年）岁贡。
仲延谦：仲子第70代孙。系仲统藻长子。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贡。民国《赣榆县续志》记载：仲延谦，岁贡生。性豪爽，抑强扶善，乡里悦服。所居村十五年无讼事。
此外，尚有明贡监仲节，原名仲锡，仲子第57代孙，以赈例选，官贵州宣慰使司经历（正六品），其子即岁贡仲益高。
从时间轴看，赣榆仲氏的贡生产出从明中期持续至清光绪末，显示了家族文脉的赓续。类型上以“岁贡”为主，这是廪生按资历挨次递补的结果，稳定性强但竞争性相对较弱；“选贡”和“恩贡”则要求更高的学行评价或恰逢庆典机遇。这些贡生多数获得了县学教职或佐杂官职，实现了从地方士绅到基层官员的身份转变，构成了家族在地方社会影响力的中坚。
2.异途贡生
族谱记载有附贡生仲恂（仲子第64代孙，庠生仲时昇长子）、仲兴仁（仲子第68代孙，仲巍长子）；例贡生仲贻正（仲子第67代孙，仲振栋之子）。例贡、附贡多为捐纳所得，虽属正途之外的“异途”，但也反映了家族一定的经济能力与维持功名身份的努力。
（三）监生
监生为国子监学生的统称，指的是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入学国子监资格的人。来源复杂，既可通过考选（优监、例监）、荫袭，亦可通过捐纳（例监、捐监）获得。明代监生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类。清代中后期，监生逐渐成为富足家庭为子弟获取科举应试资格或捐官出身的便捷途径。赣榆仲氏监生数量颇众，兹按代数列举如下：
63代：仲廷诩（仲蘭四子）
64代：仲悦（庠生仲时美五子）、仲悟（庠生仲时昇次子）、仲恒（庠生仲时昇五子）、仲蕴铭（林庙世职举事仲廷祥三子）、仲恒茂（仲启祥之子）
65代：仲恒泰（庠生仲云昇长子仲国润之子）、仲鼎（庠生仲名扬次子仲正宸次子）、仲冕（庠生仲名扬次子仲正宸四子）、仲逢诏（监生仲悦长子）、仲逢尚（监生仲恒长子）、仲表扬（仲振新长子）、仲明扬（仲振新次子）、仲之俸（仲铨长子）、仲之伊（仲铨三子）、仲耀旬（林庙世职举事仲廷祥长子奉祀生仲蕴积之子）、仲耀京（林庙世职举事仲廷祥次子增生仲蕴古长子）、仲耀清（监生仲恒茂长子）、仲耀远（监生仲恒茂次子）
66代：仲源溪（仲正宸长子庠生仲暹三子）、仲若铣（仲琬次子）、仲文佐（廪生仲恺三子仲逢龄长子）、仲文倬（廪生仲恺三子仲逢龄次子）、仲文霑（庠生仲憓四子仲逢辰长子）、仲文霞（庠生仲憓四子仲逢辰三子）、仲文元（监生仲逢诏长子）、仲文丰（仲逢年之子）、仲文德（仲逢萼之子）、仲文海（庠生仲逢豫四子）、仲开统（仲逢尹三子）、仲文一（仲逢韶次子）、仲文宽（仲逢韶三子）、仲振格（仲峩四子）、仲文瀚（仲亿律之子）、仲辅乾（监生仲表扬之子）、仲朝玉（监生仲明扬次子）、仲昌（监生仲之俸长子）、仲振柏（仲耀新长子）、仲天珍（仲学立次子）、仲振炳（仲璜长子）、仲振焯（仲璜次子）、仲燰（仲自维次子）
67代：仲贻桂（监生仲文倬长子）、仲贻彬（监生仲文元之子）、仲贻朴（庠生仲文甲长子）、仲贻穀（监生仲辅乾长子）
68代：仲绪文（仲梦岐之子）、仲兴秀（仲岱之子）、仲绪棠（奉祀生仲贻涓之子）、仲绪武（仲贻英五子）、仲绪陶（监生仲文倬次子仲贻蘭之子）、仲绪九（例贡生仲贻正长子）、仲绪岗（监生仲燰之子仲贻玉长子）
69代：仲统诚（仲兴文长子）、仲统盛（仲兴文次子）、仲统一（仲绪业之子）
这份名单表明，监生资格在家族高度集聚，形成强大的互助与示范效应。至清中后期，让子弟拥有监生身份，在赣榆仲氏家族内部或已相当普遍。这背后有正途积累，也有家族经济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子弟社会地位与上升通道的集体投资。监生身份保障了直接参加乡试的资格（虽然后期多有限制），是家族维系其士绅阶层地位的重要策略。
综上所述，明清五百馀年间，赣榆仲氏家族在科举的初级与中级阶段表现出了显著的持续性与群体性。他们成功地将相当比例的子弟培养为拥有功名的士人，并通过岁贡、捐监等途径，使部分成员跻身基层官僚体系，从而在赣榆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固的士绅家族地位。这份成就，确实是历代族人勤勉向学、重视文教的成果，值得后辈尊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拥有如此规模的生员、贡生和监生群体，赣榆仲氏在明清两代却无一人考中举人，更遑论进士。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超越简单的“勤勉与否”的道德评判，进入明清科举制度运作的复杂肌理与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进行多维度的考察。
二、赣榆仲氏未能突破举人门槛的分析
科举考试是一场综合性竞争，涉及应试准备、经济基础、教育质量、地域文化、社会网络乃至个人天赋与机遇。赣榆仲氏在乡试层面的停滞，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条件共同作用形成的系统性约束的结果。
（一）科举考试内容的全面性要求与应试准备的局限
岁贡主要依据“食廪年深”，竞争性较弱；而选拔更高层次的“拔贡”（十二年一举）和“优贡”，则要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竞争激烈。赣榆仲氏家族未见拔贡、优贡记录，反映出其在生员群体中的顶尖竞争力并不突出。
通常对明清科举的刻板印象是“八股取士”，但这严重简化了其实际内容与选拔逻辑。明代乡试、会试均分为三场：首场试经义（即八股文），二场试论、判、诏诰表等，三场试经史时务策。尽管首场八股文地位关键，但制度设计上始终坚持“三场匀称，方许中式”的原则。自嘉靖以降，朝廷屡次申饬考官必须“参取后场，以采实学”，万历四十年更明令“后场果博雅过人，即前场稍未纯，亦当简拔”。这意味着，成功的考生不仅要精通八股文，还需具备广博的史学知识、出色的公文写作能力，以及对时政、法律、经济、军事等现实问题的深刻见解。
这对于地处苏北海隅的赣榆仲氏子弟构成了巨大挑战。他们的教育资源很可能集中于应对县试、府试、院试乃至岁考、科考，这些低层级的考试更侧重于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与理解。而要应对乡试、会试中高难度的论、策题目，则需要接触到更广泛的典籍、更前沿的思想动态，甚至需要名师对时务策的写作进行专门指导。崇祯六年，礼部甚至要求考官特别留意通晓“天文、地理、兵农、屯盐、鼓铸、律令、河渠”等专门知识的考生。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赣榆仲氏子弟多任职地方教职或低级佐杂官，未见与当时学术大家交流的记载。其学习范围可能长期局限于科举基础教材，在“博雅”与“实学”方面训练不足，导致在决定性的乡试竞争中，尤其是在最能体现学识广度和深度的第二、三场考试中，难以与江南及文化中心地区的士子抗衡。
（二）经济基础的约束
科举备考是一场消耗巨大的长期投资。生员虽免徭役，但并无稳定俸禄（廪生仅有微薄津贴）；监生、贡生资格本身也需要经济投入。要冲刺乡试、会试，学子必须常年脱产，专攻举业，这意味着家族需长期供养一个不事生产的成年劳力。对于大多数中小地主或富裕自耕农家庭而言，支持子弟成为生员或捐纳监生尚可承受，但要持续投入以培养一名有竞争力的举人、进士考生，则力有未逮。
更关键的是高昂的赶考成本。参加乡试需赴省城江宁（南京），参加会试则需远赴京城（北京），每次历时数月。期间的盘缠、食宿、文具、试卷费、拜师访友的应酬，对于普通家族是一笔沉重负担。许多江南大族依靠“学田”、“义庄”等族产收入来专项支持优秀子弟读书与赶考，而现有资料未显示赣榆仲氏家族形成了如此制度化、有强大经济支撑的科举助学体系。经济能力的上限，很可能将多数有潜力的仲氏子弟锁定在了无需远赴省城、京城考试的选拔层面。
（三）地域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劣势
科举成绩存在显著的地域不均衡。清代江苏虽为科举大省，但进士高度集中于苏南的常州、苏州、镇江、松江等府。海州直隶州（辖海州、赣榆、沭阳）有清一代仅出进士12名，其中赣榆县5名。与之对比，常州府666名，苏州府有661名，镇江府有283人，松江府有259人，江宁府有244人，扬州府有362人，太仓直隶州有182人，通州直隶州有120人，即便文化稍弱的淮安府也有122名，徐州府有21人，海门直隶厅有1人。赣榆地处苏鲁交界，无论在经济富庶程度、文化积淀厚度、书籍流通便利度还是教育资源密度上，都与江南核心区相去甚远。
这种地域劣势是系统性的。江南地区不仅物质丰裕，而且形成了密集的学术交流网络和出版市场，士子易于获得高质量的备考资料和名师指点。赣榆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书院、名师。学子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层次教育，可能止步于县学教谕、训导以及地方硕儒。这使得赣榆学子在知识视野、学术思维、时文写作等方面，难以与江南士子竞争。
（四）社会网络与科举信息的局限
科举成功不仅靠个人苦读，还需要广泛的社会资本与信息渠道。这包括与已获高阶功名者的交流请教、获取优质的备考资料与历年硃卷、了解考官风格、学术动态与政治风向，以及在省城、京城考试期间获得照应与支持。一个拥有进士、举人的家族，天然能为其后续子弟提供这些资源，形成“科举家族”的良性循环。
赣榆仲氏家族尽管在本地人脉广泛，但其社交与信息网络很可能主要局限于海州及临近的鲁南地区。与江南或京城的高层文化圈、官僚圈联系薄弱。这导致他们在获取关键性的科举信息与指导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学习内容与应试策略，可能更偏向于应对岁、科考以维持或晋升生员资格、争取岁贡，而对于如何突破竞争白热化的乡试、会试，则缺乏有效的“攻略”与外部助力。
（五）家族科举“破壁者”的缺失
科举成功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与增值效应。一个家族一旦出现首位举人或进士，不仅能为全族带来巨大的荣誉和政治资本，更能实质性地提升家族的社会网络、经济实力与文化自信，并能为后辈提供关键的经验指导与资源提携，从而形成“人才辈出”的良性循环。
赣榆仲氏恰恰缺少这样一位关键的“破壁者”。自明至清，他们最成功的榜样止步于贡生，官职也只是教谕、通判。这种模式固然稳定，但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路径依赖：家族最成功的人生模板被锚定于此，后辈子弟的奋斗预期与天花板也随之被限定。缺乏一个更高的榜样来激发跨越阶层的雄心，也缺乏相应的经验与资源来指导如何实现这种跨越。
（六）个人禀赋与偶然性因素
考中举人、进士，需要超凡的智力、体力、毅力、心理素质以及一定的运气。家族积累的财力、文化资本可以增加产生这种精英个体的概率，但无法保证必然产出。赣榆仲氏家族代不乏勤勉之士，但始终未能出现能在全省、全国性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天才或考运极佳者。
（七）综合审视
过度强调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先天不足等客观条件，容易滑入为家族“辩护”的窠臼。然而，在同样的地域与经济大环境下，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家族内部是否形成了以产出高阶功名为核心目标的、极度专注且资源配置高度优化的“冲刺型”培养机制。
从结果来看，赣榆仲氏家族展现的，更像是一种“广种薄收”、以维持和巩固地方性士绅地位为优先目标的稳健策略。他们通过大量培养生员、捐输监生、按资历出贡，以一种风险较低、成本相对可控的方式，稳健地保障了家族在地方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法律特权，而非倾全族之力去博取风险和含金量极高的举人、进士功名。这是一种基于现实条件与风险考量的理性选择，但也由此决定了其科举成就的天花板。
三、赣榆仲氏科举历程对现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赣榆仲氏家族的科举史，是一部微观的中国地方士绅家族在制度化社会上升通道中奋斗、适应与选择的历史。其成就与局限，对于当今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层面的人才培养，都具有启示意义。
（一）重视可持续的教育投入与制度化支持
古代科举需要持续的财力支撑，现代精英教育同样所费不赀。家庭（或扩展的家族网络）能否建立一种制度化、可持续的支持机制，为在关键阶段显示出潜力的子弟提供精准、长期的资源支持，至关重要。这种支持应超越短期功利，着眼于长期发展。
（二）主动突破地域与阶层的信息壁垒
赣榆仲氏的局限部分在于地域教育资源的天花板。在交通与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家庭应积极打破地域限制，通过争取进入更好学校、参与高水平竞赛等方式，为子弟打开更广阔的视野，接触前沿的知识与方法。
（三）构建积极向上、重视学习的家族文化氛围
赣榆仲氏能持续产出大量生员，得益于家族内部对读书进学的普遍认同与代际激励。现代家族应着力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学习的家庭环境，通过树立榜样、分享经验、建立家族内部的学习交流平台等方式，形成文化传承的软性力量。
（四）超越单一评价体系，倡导多元化成才路径
明清赣榆仲氏在文武两途均有尝试。现代社会职业路径高度分化，对成功的定义也应更加多元。家庭在鼓励追求学术高峰的同时，也应尊重个人的兴趣与特长，引导其在不同领域追求卓越，形成人才辈出、各展所长的局面，而非单一追求“科举”（如高考状元、名校毕业）这一标尺。
（五）强化家族内部的经验传承与信息共享网络
古代科举家族的优势在于内部的经验传递。现代家族可以利用通讯的便利，建立家族成员（尤其是已在各领域取得成就者）与年轻一代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分享学习方法、专业选择、职业规划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互助互益的“学习型社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个家庭在教育信息和社会资本上的不足。 结语 赣榆仲氏家族在明清科举中的历程，是一幅具体而微的图景，展现了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流动体系中，一个地方家族如何利用既有规则谋求发展，又如何受限于多重现实条件而无法抵达顶峰。其取得的生员、监生、贡生功名，是数百年间历代族人勤学不辍的见证，奠定了其在地方社会的坚实地位，这份历史贡献应予尊重和铭记。
而其未能产生举人、进士的遗憾，则促使我们进行更为冷静和深刻的反思。这并非族人不够勤勉，也绝非简单地归咎于“地处偏僻”，而是科举制度本身对知识广度、深度及实学素养的综合性要求，与赣榆地域相对有限的教育资源、信息渠道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是家族在风险与收益考量下，所采取的以维持地方性地位为优先的“理性”策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一历史案例提醒我们，卓越人才的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长期而坚定的资源投入、开放而优质的教育环境、理性而多元的路径规划，以及充满支持性的文化氛围；更需要社会层面持续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选拔机制的优化创新，并为所有潜力学子扫清前进的障碍。唯有微观的家庭努力与宏观的社会设计形成合力，才能让每一个天赋与努力不被辜负，才能真正实现对科举时代地域与出身局限的历史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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