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圣贤世系的构建

孟子圣贤世系的构建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  魏峰

     内容提要：孟子是道统传承的关键人物，宋代以来是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圣贤。其后裔追访起于何时，与孔子后裔相比有何不同，关乎不同朝代褒崇先贤的政令，能够反映时代对于先贤的不同态度，折射国家礼制与道统的不同关系。本课题拟就孟子后裔从唐代以来至于元代的不同礼遇，考察其祠庙建设、世系传承的简要历程，并就其背后动因略作讨论。


一、唐代―乏人关注的圣贤后裔
孟子作为接续道统的关键人物，其地位直至唐宋时期方逐步提升。唐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求将《孟子》作为兼经列入“明经”科目之一，成为孟子地位提升的先声。其后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论，将孟子列为得孔子真传、辟邪卫道的中枢。但是正如学者指出，韩愈的“尊孟”并未得到时人的认同，孟子甚至尚不能配享于孔子庙堂之中。
孟子虽有圣贤之名，但尚不能比肩于颜回的地位，其后裔亦不免毫无声息。自魏晋门阀形成以来，郡望观念普遍流行，自称阀阅者多，标榜儒家圣贤后裔者少。以孟氏而言，唐代孟氏多以兖州平昌为郡望，并以孟孙氏后裔自高，如《唐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少卿秦公夫人平昌孟氏墓志铭》、《唐故都水监舟楫令孟君墓志铭并序》皆是例证。如孟俊，郡望称平昌，“其先鲁卿孟孙氏之后。代有哲人，风徽不绝。”唐人孟常谦自称“鲁仲孙氏，其世为孟；贲勇光武，轲儒绍圣；公传师法，以训戎政”，孟子虽亦是孟孙之族，但墓志碑传中却鲜少提及。而亦有自称孟子后裔者，如孟师墓志铭中自称为：“君讳师，字大雅，东海郡人也。即孟子轲之后。”
唐时成书的《元和姓纂》中，孟氏有平昌、武昌等郡望。岑仲勉认为平昌为郡，始置于南朝宋，至唐时为孟氏郡望。传世文献中以平昌为郡望，且在唐时较为著名者有孟诜。孟诜，汝州人，自称为东汉孟观第十二代孙，垂拱年间任台州司马，累迁至同州刺史。孟诜子孟简，字几道，《旧唐书》有传，记其里籍为平昌。孟诜、孟简父子却一称汝州人，一称平昌人，是唐时孟氏以平昌为郡望，而孟诜一系当是占籍于汝州。孟简于贞元七年（791）登第，为孟郊族叔。孟郊虽以平昌为郡望，但其占籍当是湖州武康。所谓族叔，恐亦是通谱，未必见得确为亲族。唐代文人孟宾于，号孟水部，其后裔为孟唐，曾任黄州司马，以为“唐之诗流多出孟氏，浩然、东野是也。则以宋人观之，孟氏较为著名者皆有亲缘。
以唐代墓志碑传观察，唐人少有以孟子后裔自高，反是多以平昌郡望自表，此固然是孟子其时地位尚未尊崇所致，亦说明唐人所关注是孟氏的阀阅郡望、前代仕宦，而非与圣贤后裔的关系。
唐代孟子后裔并未为人所重视，而孟氏族人亦无足以称道的仕宦文章，孟子作为孔门贤哲，其时尚不过是与“十哲”并列，因此自称孟子后裔或者建构孟氏族系也就无人有兴趣。五代时期，自称孟子后裔者，更是于史无闻。

二、两宋时期——世系未明的孟子后裔
随着北宋建立，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对前贤的尊奉逐渐制度化。建隆三年（962），太祖亲制孔子、颜回赞，下诏为文庙定礼制令。孟子也在柳开等人推尊下，逐渐为人重视。自北宋真宗开始，朝廷开始尊信孟子，嘉祐六年（1061）立于国子监石经中已列有《孟子》。随着道统意识的强化，孟子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亦逐渐上升。北宋中期，随着士大夫推崇孟子，特别是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逐步提升，随之对孟子的崇奉也迅速提升。景祐五年（1038），在孔道辅的主持下，兖州邹县兴建孟子庙。元丰六年（1083），以吏部尚书曾孝宽上言，以孟子有庙在邹县却无封爵，特封为邹国公。正如学者指出，为孟子请求封爵的曾孝宽，及其后请求孟子配享孔子的陆长愈，都与王安石有密切联系，正是在王安石授意下，通过建庙、封爵，北宋中期开始孟子得以位次于孔子。
孟子庙初建于邹县的四基山孟子墓旁，实为墓庙，并未列入国家典祀。从景祐五年建庙直至元丰六年赐额，在长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孟子庙并无庙额。依宋代祭祀制度，唯有先贤祠与文庙是可以不经赐额，因此这一时期孟子庙实际系邹县地方的“先贤祠”。元丰年间赐额时，最初太常寺认为孟子有庙而无爵、无额，若只加庙额、侯爵，不能显出褒崇先贤之礼；而封国公，似乎又于礼制不合，后以孟子为后世宗师，非诸子可比，“谓宜封公，以示褒显。”从中不难看出，此前的孟庙甚至无法与一些神祠相比。而其时，颜回已封为兖国公，十哲均为受封侯。政和四年孟子庙岁久颓败，不得不再次重修，除扩建庙宇外，还立一品戟于庙门，并拨地给守者。宣和四年（1122），邹县扩建孟子庙，并增塑孟母像于庙堂，并准仙源县例不许公私占用；同时拨庙户二十五户，优免差役，令其日常洒扫庙宇。置庙户以供洒扫，孔庙已有先例，历代或有增减。值得注意的是，在建庙、封爵、拨地等一系列尊奉孟子的礼遇中，皆未涉及孟子后裔，历次修建孟子祠庙也没有伴随对孟氏后裔的追访。
至于孟子后裔，晚至南宋方有片段记载。南宋末，出现了所谓苏州的孟子后裔世系，其族人追尊的本朝人物是孟忠厚。孟忠厚，祖籍洺州，为隆祐太后孟氏兄，封信安郡王。孟氏南渡后主要居于苏州长洲县。孟氏起自孟忠厚之祖孟元，因系隆祐太亲族，孟忠厚受封郡王，位至宰辅，仕宦达到高峰。孟忠厚虽为外戚，但为人尚算谦和，并无骄横之气，其子孟嵩、孙孟导、孟猷皆习儒业。孟导、孟猷兄弟从学于叶適，叶適对孟氏兄弟颇为欣赏，认为孟氏兄弟学行皆足为当时世家楷模。
在传世孟忠厚族人的墓志铭中，孟氏与孟子的关系并无体现，以孟子在南宋的地位，颇难理解。元祐七年（1092）孟氏被册立为皇后，其册文中称“衣冠望族，邹鲁华胄”，大约是说孟氏系出邹鲁之邦，出自阀阅之家，以孟元军功入仕，此句倒似是遮掩。而至南宋，孟氏与孟子的传承关系倒反而有些明确。王十朋在及第后曾有一篇给孟忠厚的启中言道：“某官器粹玙璠，庆传珪组，袭亚圣大才之儒雅，光隆祐奕世之徳勋。政迈龚黄，作股肱于藩郡，望高阴马，资肺腑于懿亲，方诏复蓬莱之游，俄荣拜瀛洲之长，有光吾道，将振斯文，遂令嵬?之流，首被甄收之列。”所谓“袭亚圣之大才”亦是似是而非的一句，未必有其实据，可能其源起于是隆祐太后制词。这大约是孟氏与孟子似是而非的关系的依据。但是宋代自称先贤后裔者颇多，张氏不免与张良有亲，鲁氏常是鲁僖公之族，于制词、书启中十分常见，本不足为据，但因隆祐太后、孟忠厚等人的关系，孟氏后裔即不免托付其上，自称孟子后裔，但也绝不言为其第几世，而只是含混为其族裔，虽然托姓于先圣，却也看出孟子后裔在南宋并无明确的谱系。
但是南宋末期，孟氏与孟子的关系反而明确。如无锡人孟文龙，自称为孟子之后，隆祐太后五世孙，以荫补入仕，曾任严州录事参军等职。其子孟潼，入元后曾任松江府判官。孟潼曾就其故居建邹国公祠，以明确其家与孟子的承袭关系。不但在孟忠厚迁居的苏州地区，甚至孟氏不曾涉足的浙江诸暨亦有所谓孟子后裔在，并且亦自称为孟忠厚后裔。据称迁于诸暨的是孟忠厚幼子孟载，而孟忠厚亦明确为孟子四十六代孙。孟忠厚是否有子名曰孟载史籍无载，而《万历绍兴府志》所载孟载以外戚授环卫上将军，卒后赠太尉云云，则显系杜撰。由此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孟子后裔并无明确世系，这当与其并无与孔门相似的历代追尊相关。

三、金元时期世系的重建
与族系不明的南宋不同，女真治下的邹鲁之地，随着祠庙复建，孟子孙反而族系清晰，传承明确。
金灭北宋后，初以刘豫为帝，治理江淮以北地区。金熙宗即位后即废齐，并尊孔子之后为衍圣公，整修毁于战火的孔庙，免除孔子后裔赋役，衍圣公地位有明显变化。安三年（1211）重修孟子庙，与之相对渡江之后的南宋却未立崇奉孟子之庙。
与之伴随的是骤然明确的孟子后裔。金大安三年（1211），金廷重修孟子庙，庙成之后依惯例并立石为记，以述建庙始末。该碑碑阴刻有孟氏世系，详载自孟子四十四代孙孟公济至四十九代孙六十多人。关于北宋时追访到的四十五代孟宁、四十六代孟坚，尤为引人注意。而立石时为功德主的孟润，自称为四十八代孙，任邹县县令。
据明代文献，孟宁为孔道辅举荐为邹县主簿事在景祐四年（1039），孟宁任官后便在孟庙奉祀孟子。自孟宁起孟氏族系大盛，因此他被尊为亚圣后裔孟氏的中兴之祖，且后来的孟子族人，皆其后裔。孟宁被举为邹县主簿之事，后来明清孟子相关史书多记其事，而授官邹县主簿，奉祀庙廷，亦与唐代孔子后裔世守曲阜颇为相似，然而其事却显有疑问。查景祐四年孔道辅修建孟子庙时，孟子既无颜回“先师”之号，也没有朝廷赐爵，地位尚无法与颜回并称，更不可能达到孔子地位，与孔门相似有追访后裔以奉祠祀之事。即使是孔子后裔袭封衍圣公者，也未形成所谓袭任曲阜主簿或仙源县主簿的制度，孟子后裔任职邹县主簿虽是仿孔子后裔袭任世职制度，但显然不是北宋制度。而孟氏后裔称景祐追访得孟宁为四十五代孙，孟坚为四十六代，至大安三年其四十八代孙孟润主持立庙时，已经过去一百七十余年，何以间隔仅有两代？孟氏仅以一句“四十三代已上世系载在家谱”，就将北宋孟氏究系如何传承一笔代过，却明记四十四代以来族人世系，并刻石为记，却显然有自证为孟子族系的目的。南宋人陈亮家曾刻家谱于石上，记录自其七世祖以来家族世系。五代末，孔子世系不明，孔末以洒扫户企图取代孔子本支。元代袭封衍圣公的孔元晦认为不早辩真伪，则则孔末之事不可避免，遂重刻家谱石碑，此前孔氏曾有旧碑详载世系。石刻谱系目的是为保存家族谱牒，本质系石质宗谱，怎会略其前代而仅记当世？大安三年的孟氏建碑其目的虽在自标为孟子后裔，但却不免令人疑窦丛生，仅列数代的世系透露出的孟氏并不清晰的血缘，孟子的世系传承缺少前代的世系，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世袭谱牒。所以如此不合常理，孟氏族人恐是仓促之中不及编纂。
从明代成书的孟氏史志考察，金代成为孟氏世系传承明确化的重要时期，如孟氏的孟宁、孟坚等人，记载大约皆出于此时。北宋时期的孟子的祭祀尚未比照孔子后裔制度，因此既未追访后裔以奉祭祀，也未形成世系明确的所谓“圣裔”之族。宋金易代，地位次于孔子孟子后裔借助统治者崇奉孔门后裔的机会，更是借助易代之时，原本不明的世袭、宗族更加难以稽考，遂迅速建立本来没有的孟子族系，形成所谓的孟氏圣贤裔孙的传承关系。
宝祐二年（1254年）、元宪宗四年，蒙古朝廷即在邹县访求孟子后裔，分别在傅村、刘庄寻访到孟子后裔数人，其中孟在为五十代孙，孟德成、孟德信为五十一代孙。为之作记的是济州人徐之纲，字汉臣，少有文名，曾任益都路儒学教授。
1237年在衍圣公孔元措请求下窝阔台下旨，孔子后裔大小差发并行蠲免，邹国公孟子后裔两家亦蠲免差役，使孟氏得以与孔子后裔同享免役优待。孟子祠庙亦得以整修。
修缮祠庙外，元朝廷还拨土地以保证孟子祠庙祭祀费用。泰定五年（1328）官府拨付邹县蔡家庄、野店等处系官土地五十顷给孟庙作为庙产，由孟氏招佃户耕种以供祭祀、修庙之用，族长孟惟恭代为管理。中统二年（1261）姚枢请设孔颜孟三氏学教授，以教授三氏子孙，颜、孟族人得以就学于邹县、曲阜庙学之中。
考察元代孟子族系，一定程度继承了金代形成的两姓世次。如孟氏大安三年碑中载孟氏“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代孙系傅村、羊下村、东林村、南公等村所居”。1254年元朝廷在邹县访求遗裔时，于邹县傅村访得孟在，于滕县刘庄访得孟德成、孟德信，皆认定是孟氏后裔。其中孟在系五十代孙，孟德成、孟德信为五十一代孙。延祐元年在蠲免先贤后裔差发时，即是依据此次寻访得的傅村、刘庄两支作为免劳役的两家孟子后裔，“该滕县孟信、孟成系孟子五十代孙，邹县孟在系孟子四十九代孙。”孟信、孟成当是孟德信、孟德成。孟在和孟德成、孟德信两支成为元代受到官府认可的孟子后裔，享受各项优待，不再是寻常编户。
考察金元时期崇奉孟子史实，可以看出政府都在力图将孟子的崇祀制度、后裔恩赏等方面向既有孔门的相关制度靠拢。孔、孟两氏在元代皆整理了明确世系传承，并以刻石、修谱等方式取得国家认可。
但是，前代阙如的谱系却不足以支撑先秦以来的传承关系，于是金代以来的独立的、与北宋无关联的颜孟世系被逐步重建，形成了所谓的“亚圣”之裔。但是类似孔门袭封衍圣公的世袭制度尚未建立，至正十四年，大都路左警巡院达鲁花赤忽笃禄等人拜谒孟庙，孟氏族长孟惟让及五十四代孙孟思言等人往见，孟氏族人所见有五十四代族人孟思温、孟思用、孟思常、孟思春，五十五代孟克诚等。孟氏仅有族长，而非如孔门通常由宗子或奉祀之类接待谒庙官员。
元人孔齐对当时所闻先贤后裔略举其重要，“至如颜氏之裔，乱亡之后，仅存一人，今在四川，颜真卿孙也，幼孤，与祖母孔氏相处，孔氏潜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无闻，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但是对于这些圣贤后裔的族系真伪，孔齐以为“闻者无几，且真伪莫辩。”可说是道出时人对先贤后裔的一种看法，官方求先贤后裔以奉祭祀，所求乃是证明先贤血脉绵延不绝，本朝祭祀于理有据；而成为前贤后裔者，则借官方承认树立血缘合法性。
明代建立后，崇奉前贤更甚前代，但对孟子尊奉稍有波折，继承前代蠲免后裔赋役、选宗族子孙入学等优待外，孟氏亦有任职乡邦者。洪武四年明朝廷曾下诏令，称孟子五十三代孙孟之训于元末变乱中迁居关陕，嫡子孟谅至正间任邹县主簿。景泰二年（1451），孟子后裔孟希文世袭翰林五经博士，成为孟氏世职之始。孟子祠庙更是超越邹县范围，开始向更大范围扩展。而世系传承方面，则既有继承金元，亦有自成新的世系者。

四、结语：世系重构的所谓孟子后裔
  梳理自唐代以来的孟子后裔，可以清楚看出其世系明确的关键时期是在金元时期。元代之前官方没有形成对颜、孟后裔的追访，因此所谓世系传承于史无征，于是就出现了凡为孟氏，不论其里籍、血缘，但凡史籍有名，便列为某代传人的荒唐现象，最后在明代整理成为《孔颜孟三氏志》、《三迁志》等与孟子相关的史籍。修撰此类史籍的明代士人，并不能凭空捏造出一批“圣裔”及其事迹，只能从很多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史书中整理这些本与孟子毫无关系的碑传记载。
虚构甚至明显伪造的世系，是孟子等先贤后裔世系的普遍特点，作为泛称的孟子后代与此种虚构世系是显然有别的。而在两宋时期，关于孟子宗庙的建立亦是史籍未见，更不会在南宋出现所谓“孟氏南宗”以与南迁的孔子后裔相比附。由此延伸而论，则近期出现的所谓“孟氏南宗”不知何据。
家族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谱牒适逐渐为学界所重视。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谱牒本身关于历史记载的严重问题。虚构、杜撰、攀附已经使本身疑问重重的传世谱牒包含太多的虚假信息，今人、特别是所谓后裔对这些资料进一步的虚构和杜撰，更使很多重修谱牒几乎完全丧失历史研究资料的价值，成为所谓同姓联宗等宗族活动的虚假凭据，历史研究者不可不察。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世系重建”一词用的好！
   老孟家的事我先不提，单说咱老仲家的。
   可以这么说：南北朝以前基本没有可靠的家谱，现在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比较“完整”的仲氏世系，是沾了门阀制度的光：要想考中功名，要想从政，必须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怎么办？那就编呗！所以，隋代之前的仲氏历史，我懒得研究，因为收编、拼凑的痕迹太明显。
   隋朝统一南北，济州秀才仲孝俊走上地方政治舞台，《北史》有提及、曲阜孔庙碑有落款，也算小有名气了。
   到了唐玄宗在位的时候，仲孝俊的曾孙仲文已成编氓（平民），验证了“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巧遇贺知止，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济州仲氏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建庙奉祀，家业中兴。
   宋朝靖康之变后，仲文的嫡长孙仲基南迁，济州仍有留守族人，只不过离开了横坊村到他处避难。元朝统一中国后，“求圣贤子孙悉复故盧”，以奉祭祀，为的是向世人尤其是汉族人宣扬：“我虽然不是中原汉人，但我也推崇、尊敬你们汉人的文化及先贤。”于是，族人们结束避难，回到老家横坊村，一看庙也没了，房子也没了，就在运河边上重新建设，形成现在的仲家浅。
   仲氏族谱的大规模重建，应该始于明代中后期，清代中期是高潮。于陛祖争夺翰博一职的前后，就开始了世系重建（有意识的篡改）工作，以证明自己既是族长，又是血缘上的大宗子。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翰博声望、影响力最高的时期，修谱修志也不断。外地来了不知上溯的族人，翰博及办公人员就找地方接；不知代数，就抽卦。有的是“周瑜打黄盖”，有的是一方蒙在鼓里。
   对家谱，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

    就如仲磊所言，在封建社会，由于门阀、门第等等社会现象的存在，为了博一个好出身、高地位或者是优渥，名人家世中“虚构、杜撰、攀附”等现象不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需要“招兵买马”，另一方面希冀改变现状的弱势一方期待借此博得社会资源。二者一拍即合即生攀附杜撰，实在不行的也有铤而走险的，就像“孔末乱孔”。
    尽管不是健康的，但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依然不少人在想方设法炒作自己，比如郭美美，明明是一娼妓，却要给自己罩上美丽光环。而我们都痛恨“*二代"、“*三代”，但是我们内心谁不想像他们一样更多地占有理应大家平均拥有的资源呢。
    回到顶帖的话题，“附骥尾以扬名”、博得资源几乎就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古今一也。不论你信不信、服不服，它就在那里。尽管有个元至正家谱虚无缥缈地在召唤我们去努力返璞归真，有时候也分析得脑袋疼的时候还真的在想，拨乱反正就那么重要？哪个又是真的呢？

服了你们两个了，还能举一返三

仲亚柯 发表于 2015-1-4 11:28
服了你们两个了，还能举一返三

举一反三是职业思维。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论你信不信、服不服，它就在那里。古今一也！

研究家族历史更显示出不断续修家谱的重要性，理清分支、排辈，续修好各分支谱及总谱是最真实的，也是很迫切的。

家谱事业应该像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

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包括孔子家族在内的圣贤家谱，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就拿孔子家族说，宋朝以前家谱上的很多人，都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不符，所谓内孔、外孔的故事，也是衍圣公家族杜撰的，内孔是衍圣公的祖先，外孔也未必不是孔子的正牌后代。明朝开始，我们各大家族先后被封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杜撰拼凑的血缘世系被朝廷盖上章，变成真的了。朝廷是不会在乎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圣贤嫡派，只是为了向朝野宣示圣贤有专人负责祭祀。